规划日课122：城市网络研究中“联系类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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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03 】

本次日课为大家推荐的文章，来自国际城市规划杂志，《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差异及思考》，作者李迎成。文章对城市网络研究中的研究尺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分析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城市网络研究进行初步思考。

以下节选部分为“城市联系类型的选择”：

概括而言，不论是何种尺度的城市网络，其研究方法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城市联系类型的选择，以及网络的构建和分析。其中城市联系类型的选择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思考：

（1）公司组织路径

公司组织路径在目前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中最为常见，其中又以泰勒等人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提出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内联系应用较广，且对国家和区域尺度城市网络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例如，霍尔在欧洲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中将该类型联系作为衡量城市联系的重要依据；国内学者如唐子来、赵渺希等则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联系研究了长三角和全国城市网络。

此外，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在城市网络研究中也有一定应用，例如阿德尔逊等人采用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以及李仙德采用上市公司母—子公司关系对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研究。

（2）基础设施路径

在公司组织路径出现之前，基础设施路径是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主要途径。史密斯较早地利用航空乘客流数据研究世界城市间的关系和联系程度。

近年来，航空网、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网络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应用广泛。国内基于基础设施路径的城市网络研究在国家和区域尺度都有涉及。

例如，周一星和胡智勇较早开展了基于航空运输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汪明峰分析了中国互联网的骨干网络结构，罗震东等基于高铁和长途客车联系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刘行健等基于航空、铁路和汽车网络分析了中国22个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结构。

（3）人群活动路径

人群活动路径由于受空间范围的影响，其应用主要集中在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中。通勤是最常用的人群活动类型，除此之外常用的还有购物、休闲和商务出差等。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霍尔基于商务出差对欧洲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研究，伯格和迈耶尔什基于通勤流和购物流对荷兰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研究，以及伯格等人基于通勤流对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的研究等。

由于缺乏系统详细的城际间人群活动数据，国内学者基于人群活动路径的城市网络研究较少，但未来基于手机信令、微博等大数据反映人群城际间流动的方法有望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4）社会文化路径

社会文化路径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等要素推动下形成的城市网络。泰勒基于74个非政府组织在全球178个城市中形成的办公网络研究了世界城市（社会）网络。

近年来，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和居民消费观的变化，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基于网络社会空间和文化消费空间的城市网络研究。

例如，甄峰等人较早利用新浪微博的相互关注数据研究了中国城市网络特征，韦江绿、罗震东研究了基于高端消费品网络空间的中国城市网络，程玉鸿、孟俊华基于全球奢侈品牌在中国城市的分布研究了中国城市间的高端消费文化联系。

（5）创新联系路径

创新联系路径在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中的应用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世界城市网络，例如玛西森等人研究了世界主要城市基于论文合作联系构成的城市知识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趋势。

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国家尺度，例如吕拉昌和李勇较早地关注了基于城市创新职能的中国创新城市空间等级体系，马海涛、方创琳等先后基于城市的论文合作联系和专利申请合作联系研究了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牛欣、陈向东利用引力模型计算了我国287个地级城市的创新联系并分析了由此形成的创新网络空间结构。

区域尺度基于创新联系的城市网络研究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吴志强、陆天赞基于城市创新引力和外向创新联系分析了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网络结构。

（6）引力模型路径

引力模型最初被用来计算城市的经济社会联系，在城市网络概念出现之后被部分学者引入城市网络研究中。

国外研究方面，凡奥特借助引力模型分析了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的功能多中心和空间融合程度。国内学者对引力模型的应用较多，例如顾朝林、庞海峰运用引力模型计算了中国城市的空间联系强度，并基于此分析了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联系状态和结节区结构；冷炳荣等利用引力模型并结合复杂网络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的空间特征和复杂性。

从上文可以看出，部分基于创新联系路径的研究也应用了引力模型计算城市的创新联系。

以上内容为节选，全文点击这里

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差异及思考【201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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