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居住区规划到社区生活圈规划，城市规划理念和方法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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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圈”界定空间范围，其显而易见的益处是便于区分规模、明确位置，进而认识空间的结构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建筑师提出的邻里单位，到1950年代前苏联专家在新中国城市建设中提出的居住小区，再到1990年代美国新城市主义提出的都市邻里，人们对于城市居住空间的形态认知一直基于“圈”的原型(图1)。

图1 “圈”的原型贯穿居住空间规划发展的历程︱资料来源：图1-1,1-3，来源参考文献2;图1-2，来源参考文献3 。

“生活圈”的概念较早出现于日本，指特定社会群落生产、生活行为的地理分布。1969年，日本在“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提出了“地方生活圈”和“定住圈”的概念，以促进国民生活充实安定、改善居住环境品质[4]。其中定住圈提出以人的活动需求为核心，针对居民各项日常生活需要、规划一日生活所需的空间规划单元[5]，为社区生活圈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受到日本的影响，韩国在1980年代开展的“第二次全国国土综合开发计划”中，提出发展大都市生活圈、地方都市圈与乡村城市生活圈，旨在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环境建设水平差距，谋求适应不同尺度空间发展的开发策略。在新城规划实践中，韩国将居住区划分为小生活圈、中生活圈和大生活圈，根据等级提出适宜的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

我国台湾地区在1979年的综合开发计划中也采用了“生活圈”概念对城市空间实施分级管控。生活圈的界定因素包括行政区划、生活方式、规划布局、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等，其核心是依据人的活动需求确定土地规模、交通网络及基本设施的整体性规划，强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升国民生活品质的政策目标[4]。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转型阶段，生活圈理念在我国大陆地区也逐渐得到关注，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领域：

(1)基于行为空间探讨城市空间结构。如柴彦威等(2015)基于“时空间”视角提出的基础生活圈、通勤生活圈、扩展生活圈、协同生活圈等城市生活圈结构[6]；袁家冬等(2005)在比较城市地域系统划分与城市统计区划分的基础上提出的基本生活圈、基础生活圈和机会生活圈[7]。

(2)基于生活需求探讨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如朱查松等(2010)以仙桃市为例，根据居民出行距离、需求频率和服务半径等，提出构建不同层次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生活圈[8]。孙德芳等(2012)以江苏省邳州市为例，基于居民为了获取各项生活服务而愿意支付的时间成本推算时间和空间圈层，提出初级生活圈、基本生活圈和日常生活圈[9]。耿虹等(2012)以山西省小城镇为例，通过分析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特点探讨利用生活圈优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可行性[10]。

总体上，以地理学者为代表的、基于行为空间的研究侧重生活圈的空间属性，及其在改善环境、民生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影响。以规划学者为代表的研究，关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及其优化完善的规划手段。尽管相关研究所涉及的空间尺度和要素不尽相同，但均将出行的时空间尺度作为界定生活圈范围的主要依据。尺度越大的生活圈，出行方式机动化程度越高；而接近居住生活尺度的生活圈则更加关注步行可达范围内的环境要素。应该看到，生活圈的出现反映了空间规划主动响应需求结构的发展趋势，标志着城市规划开始对传统工作方法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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