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特色：奇奇怪怪建筑Vs千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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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SnoWCc 于 2015-10-27 12:33 编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各个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事业。如何在城市规划管理中将政府意图、开发商方案、公众意见和专家的作用综合起来，形成关于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的社会共识，并用制度加以保障，在当今这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对城市特色的塑造至关重要。

1、奇奇怪怪——城市建筑的异化

1990年代中期以前，全民所有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从市政基础设施、社会公共设施、商务设施到住宅建设都是“公家”的事，国家贫弱的经济能力和建筑史学家从西方舶来的大规模、低成本、工业化的所谓“现代主义建筑”的结合，不过是适者生存的政策选择，结果却风行全国。当建筑被纳入国家“技术经济”政策视野，“适用、经济、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就被奉为建筑创作的圭臬。

随着国家城市建设体制的市场化和房地产市场的崛起，建筑成本在房价中的比重越来越低。相较于1980年代的频繁的建筑理论争鸣，中国建筑理论界顺应经济民主和学术民主的大趋势，对建筑风格这样的意识形态讨论也越来越少，在实践中逐步放弃了“形式追随功能”的教条。

建筑形式日益成为具有流行时尚特征的公共艺术话语，更多反映出市场的审美品味，成为资本和权力意志的表达——有爆发户的“欧陆风格”，有小资风格的“新天地”、“现代城”，也有异域风光的“夏威夷风格”、“托斯卡纳”，更有政治强人让高层建筑戴帽子“夺回古都风貌”。专家喜欢的老百姓不一定买账，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专家一般都不喜欢。反映在对新的建筑形象讨论中，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差异就十分明显，建筑审美从来是富裕社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一定之规。

近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建设的超速发展，新区规模越来越大，新建筑越来越多，新建筑的风格极大地影响着城市风貌的形成，多元、混合、复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正是由于建筑界打破了功能主义建筑风格一统天下的局面，北京的“巨蛋”（国家歌剧院）、“鸟巢”（国家体育场）、“大裤衩”（中央电视台新楼）；广州的“砾石”（广州歌剧院）、“宝盒”（广东省博物馆）；深圳的“春茧”（深圳湾体育馆）等一大批极具创新性的、在世界上都堪称先锋的建筑深刻地改变着新世纪中国城市的面貌。

建筑风格多样并存的格局使得21世纪初的中国城市风貌在混乱中体现着活力，就像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有很多争议，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是整体上充满希望。当然，多元化的意思并不是鼓励在一个街区内各自为政，新建筑必须与自然和周边建筑环境相和谐。但是在周边环境都很平庸时，有创意的建筑方案往往给街区带来活力与特色，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就通过激活旅游业决定性地拯救了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毕尔堡市。纽约的帝国大厦、伦敦的复活节巨蛋、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海“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电视塔以及广州的观光塔都成为城市营销在国际竞争中增加显示度的名片。

其实很多媒体上讨论的“奇奇怪怪”建筑只是放大的工艺美术品“房子”，而不是建筑学意义上的“建筑”，因此应厘清专业问题和非专业问题，通过繁荣建筑创作，鼓励设计创新，推动中国建筑设计事业的大繁荣。当然，由于建筑存在于城市中，其形态和形象需要与环境相协调，不可避免地具有公共性，因此城市规划应该加以干预，城市特色的管理也要因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行政审批进行适当变革，更加尊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2、千城一面——中国式的城市风貌“现代化”

相对于奇奇怪怪建筑，中国城市风貌“千城一面”和建筑风格“千篇一律”其实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以至于国家领导人都出来呼吁城市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城市特色问题凸显。

现代主义建筑和城市规划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艺术和学术流派之一，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城市都有一席之地，但在长时段的城市化进程中也仅只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开始起大规模城市化时，西方当时主流的现代主义理论就自然而然地被奉为圣经。而这些源自西方的理论一旦被内化为体制内的“规范”，再通过包豪斯传统的城市规划教育的普及，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就只能按照功能分区、主次干道相间、大尺度街区、等级化公共设施配套、建筑标准化的原则建设了一大批同一个模子的“新城”或“新城区”，这是“千城一面”的根本原因。

中国城市建设大规模的规范化肇始于1970年代后期唐山市的灾后重建，这个城市彻底消灭了以行人为主的“街道”，只剩下按“兵营式”布局的“火柴盒”式建筑的“居住小区”，严格按等级配套的商业建筑，大小马路都以车为本。而这种中国式的城市风貌“现代化”尤以1980年代开始建设的深圳市为甚，这个严格按 “国家规范”从一个小县城建设起来的全新超大城市，携改革开放示范区的东风以其高架桥、摩天楼、汽车为本和大尺度封闭式房地产开发小区成为全中国大中小城市的标杆。

深圳这个曾经获得国际大奖的城市规划代表着中国理性主义城市规划的极致：一个初始计划规模为40万人口的城市最终通过规划的弹性容纳了1100多万人口；宽马路、大广场、严格用绿带分割的城市组团，为保证绿带不被市场力量侵蚀而将之设计为公园和高尔夫球场；长期控制福田中心组团用地，用20年的时间逐渐形成功能。其实稍微对深圳有些了解，就会发现城市规划的“高楼大厦的深圳”背后还有着一个充满活力的自发的“城中村的深圳”。

世联地产的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常住家庭平均拥有0.4套住房，1100万常住人口中70%都没有自有住房。”这近800万人，就落脚在深圳特区内173个自然村约10万栋建筑面积逾1亿平方米的农民住房中。如果缺什么忽悠什么是一个基本规律，那么眼下开展的“趣城计划”就是当深圳的城市领导和规划师都市民化以后，开启的超越这个理性主义城市规划体系，从城市生活本体需求出发而开展的城市再生计划。

环顾深圳特区建设成就，其实最有价值的新区营造恰恰是华侨城这个很不深圳的项目，当年来自新加坡的规划师罔顾大陆规范引入了“大斑马线主义”——强调以步行道组织商业和公共空间、车道狭窄、住区没有围墙。由于华侨城集团能够自主建设和经营了整个社区，主题公园集群、酒店群、住宅区和三来一补工业区彻底的功能混合，经过近30年的开发建设，逐渐演化成一个类似于城中村那样具有自我演进能力的城市地区。

如果深圳这样一个新城市都已经开始寻找自己生活环境的趣味，那么绝大多数中国城市在经历过深圳式的城市风貌“现代化”以后，又如何寻找自己的城市特色呢？在全国尺度上，城市风貌千城一面和建筑风格千篇一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老城市因为在历史城区大拆大建而失去了个性。城市如何能够具有个性又不失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当代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3、价值共识——用时间培育社会认同

当代世界城市建设的实践表明，从追求理性、简单功能区划的《雅典宪章》到追求多样性和混合用地的《马丘比丘宪章》，以功能合理为目的源于建筑学的城市规划理论无法解决我们这个高速度、大规模建设时代的城市特色缺失的问题。其实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城市往往都不是建筑师规划出来的，真正的规划师是时间。

一方面，超速发展普遍带来中国城市结构的突变，快速扩张成为核心话语，30年可以建造一个1100万人口的深圳。另一方面，城市特色需要时间的孕育，是无法通过建造得来的。一个新城或新区要成为人们认同的场所和家园，需要市民在一段时间里通过生活经历积累社区认同感。而设计师除了提供功能性的空间给市民住下来外，还要设计环境促动他们去交往，推动城市社会结构的成熟。可能的路径是：规划设计追求城市功能合理，建筑设计注意形象设计的美观，景观设计师通过符合行为科学的环境设计促进人们的室外活动使社区有活力，再通过时间的累积使人与环境整合起来最终创造出有特色的社区文化，城市作为生活场所最终成为有乡愁意义的家园。

对于多数有历史传承的老城市而言，尊重和发掘原有的城市历史文化无疑是塑造城市特色最好的选择，而最理想的保护方式是将历史街区和建融入现代城市生活。这样的方案需要经过精心设计，而且需要各个部门的默契配合，往往是一项巨大而精细的工程。在上海新天地之后，瑞安集团打造的佛山“岭南天地”在保护文物单位的前提下，通过产权置换和功能置换，重构了东华里历史街区，在保持历史街区尺度和建筑手法的前提下，“借题发挥”把一个私有化的旧居住街区修复成为具有地方历史文化风情的商业区，应该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对于城市新区和新城，应该通过城市设计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广州珠江新城规划所采用的小街坊模式，适度增加了空间的多样性。为保证城市景观的丰富度，我们设计了一套建筑设计竞赛制度，按照地块景观价值的大小要求开发者就指定地块的建筑设计方案分别采用国内或国际竞赛的方式获取方案。从实施情况看，绝大多数通过竞赛获得的方案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建筑。可惜这项制度没有坚持下来。其实，按照合同法是可以在土地出让协议中放入这个要求的，建筑风格因为其公共性，理应受到社会公众和专家的监控，在这一点上政府不应该退缩。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创新是城市特色的根源，时间是城市文化认同的魔术师。

4、建立制度——让资本、权力和社会协商共治

城市规划管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城市开发管理应该以民为本、关注广大市民的福利、以公共利益为指针、关注城市整体和长远利益，因此应该建立广泛的协商框架，确定民主、公开、公平、公正的城市建设决策程序。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制定既规范市场也约束政府的法规体系，促进公私合作，推动城市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要避免投资者单方面决定建筑形态和形象。当代中国商业建筑趋向奇特和俗气，一是由于业主文艺修养的问题；二是建筑设计者本身过分追求标新立异。城市建筑形式具有公共性，不能谁出钱谁说了算。在审批过程中要充分论证、听取公众意见，通过城市规划委员会平台让专业人士和公众的意见真正得到体现，防止“资本强暴城市”。

也要限制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过程中的非专业因素也是造成奇奇怪怪建筑物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要避免“设计沦为权力的奴隶”，城市规划就必须依靠科学、民主两只手，建筑形式不能谁官大谁说了算。在建筑形态和形象审批过程中要公开论证，让专业人士和公众的意见真正得到体现，防止规划设计的“家长制”。

在国家层面首先要完善《城乡规划法》，确立城市建设决策的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委员会体制，应对建设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挑战，使规划管理能够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通过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充分听取民意的基础上，依据既定的城市规划规则和相应规则，代表公共利益对建设项目进行审查。

一、进一步完善历史文化保护制度，认真区分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格局保护、历史街区风貌保护和文物建筑严格的原真性保护；既不要以原真性要求一切，也不能破坏依据文物保护法确定的文物建筑。
二、要立法规范和推广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竞赛制度，通过公开评审向社会传递学术标准，让城市形态、建筑形式的选择权、决策权从权力和资本的手上回归公众和专业人员。
三、在各个城市通过新闻和新媒体加强建筑设计评论和城市建设评论，把重大城市建设项目和标志性建筑设计作为城市公共话题公开讨论，逐步形成对各自城市形象、城市特色的的社会共识。

文/袁奇峰（中山大学教授、博导）
原文发表在《北京规划建设》2015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