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北京密度与政府功能的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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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在水里的时候，用腮呼吸；鱼进化到了岸上的时候，用肺呼吸。这是环境变化带来生活习性变化的结果。人在不断地改造环境，但更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是，人必须不断地适应环境。

最近，滴滴打车与“本来生活网”联合进行一项数据调查显示，中国都市人的“恋家度”明显下降。在北上广深，都市人能够准时回家吃饭的人数比例不足50%，而在互联网及IT公司集中的地区，晚上准时回家吃饭的比例只有四分之一。滴滴媒体研究院的这次调研数据，来自滴滴公司成立3年以来的大数据库，以及本来生活网两年来的用户订单数据。（壹读2015-07-17）

数据报告显示，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准时回家（晚上6点-7点）的比例，分别为北京38%、深圳45%，广州44%，上海45%。其中，北京人下班后不回家的比例最高，而上海准点下班的比例最高。而在二三线城市，选择回家吃饭的人稍多，达到58%，但依然有42%的人在外应酬和玩乐。

每天的叫车高峰发生在晚上10点。而其中，北京的晚高峰峰值最高，同时，北京城市过大，从城市中心到家的距离最远，这时候选择叫车回家最为方便。与北京相反，上海不仅没有晚高峰，夜高峰也不出现，这说明，上海人是最恋家。

北上广深晚上10点打车热力图

报道说，这说明上海人最为恋家，北京人最不恋家。但其实，人还是那些人，如果上海人换到北京来生活，北京人换到上海去生活，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各自换上对方的节奏！北京人的不着家，未必是心里不恋家，而是为了躲避漫长的晚高峰。不是我们改变了环境，而是环境改变了我们！

在北上广深都生活过或者有所经历的人们，或者只要我们看一看北上广深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就会知道，北京是四大一线城市里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市，上下班通勤距离最长、拥堵时间最长，平时打车单次费用也往往最高。这都跟城市大而无当直接相关。北京人的准时回家比例远低于上海、广州、深圳，后三者几乎难分伯仲，北京“一枝独秀”比它们低6到7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足以说明，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是全中国最烂、最失败的。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一个超强权力的以自我为中心，以及对城市人口高密度的恐惧。

从建国之初，行政中心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格局，加上历史古都需要保护二环内古建的矛盾，一开始就决定了北京城市规划以行政为中心的“你们出去，我留下”的基本思维定势和格局。这是北京“摊大饼”的肇始基因。

北京政权行政中心设计地点，仿照苏联莫斯科红场，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逐步扩建。党中央和政务院在中南海，高等法院、公安部、重工业部都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在东单北边。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决定，“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自此，北京古建筑开始被大规模地拆除。而那些行政机关霸占的地方，则成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公民禁地。

当年，建言古都保护计划最终失败的梁思成先生痛心疾首地预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是梁先生50年代初对北京市长彭真说的话。

直到今天，我们一旦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轨迹和未来产生怀疑，就会拿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当年的悲情说事。但是，一切正如贾谊《过秦论》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除了历史悲情，还有更具建设性的对未来的定力吗？50年后的今天我们悲叹梁思成的先见，再过50年，不，再过10年，我们会不会再一次悲叹今天把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东迁通州？更悲叹北京的限购限贷和把大量新移民的购房目标导向了30公里、50公里甚至更远的环北京地区，为那些地方最终沦为鬼城埋下伏笔？

站在今天的现实立场上，北京老古城（二环以里）环内面积约85到90平方公里，居住148.1万人，只占全北京官方统计人口2151.6万人的6.9%。如果按北京实有人口4千万估计，二环内人口不到总人口3.5%。即使实施最严格的旧城保护也无碍。

问题还在于我们对高密度的恐惧。我们原本完全可以在三四环间，最远五环内建设大量高密度楼宇。只有高密度，才能提供足够的居住空间；只有高密度，才能有效地降低房价；只有高密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我们可以把二环内大部分古建筑、古街区都腾出来，变成“北京的纽约中央公园”，四周则是密密麻麻、像芝加哥一样错落有致的钢筋混凝土城市森林，历史、现代、自然彼此呼应，相得益彰，人们低碳生活、高效集聚与创造。

然而，我们的指导思想却一直是：人太多了，你们给我出去！城市太大、太密了，应该“区域一体化均衡发展”。于是，大饼被摊薄，交通在拉长，拥堵在增加，生命在浪费，效率在降低！而北京内城，处处戒备森严，缺乏真实的活的历史和人的灵魂！

其实最应该出去的是政府机关，他们不需要靠人口的集聚来实现人类的创造功能。就像当代著名建筑师马岩松所言：政府大楼应该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公共空间：“我觉得中南海早就应该变成公园了，整个老北京的灵气就在那些山水，这些山水其实都是人造的，原来是皇家园林，北海、后海、颐和园等等。新中国以后开放了一些变成公园了，但是还有一些没有，中南海就不是，我有一次在北海和中南海的桥上，感受到非常经典的北京的形象，我晚上过去北海那边好多人钓鱼，中南海那边没有人。我想下车拍张照片，很有意思，后来来了一个警卫，说不能在这儿停车，我就走了。水是一样的，景色是一样的，但是性质不一样，这不符合未来开放的人文的城市理念。其实应该政府搬走，虽然我不知道该搬到哪儿去，但是不应该在那儿。北京中轴线的概念应该弱化，而应该强化人文流线和自然流线，自然的山水边上可以有文化设施，有公共设施，然后让很多人可以在这里享受，中轴线是一个权力象征性的东西，可以减弱。”

而政府机关“出去”，也不是出到今天指定的东六环外，而是最远在五环以内。

文章来源：童大焕中国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