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福是祸人的城镇化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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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城镇化被当政者认为是下一轮改革红利之一，但长期以来，圈地造城只是地产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像“候鸟”在城乡之间迁徙，打工多年，却无法安家。如果城市继续歧视这一庞大群体，整个中国社会的心理和架构都会受到严重冲击，将演变为一场灾难。

斯蒂格利茨判断，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21世纪人类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于中国而言，金融危机之后，外需不振，内需补缺，城镇化国策地位就此确立。尽管空气、水、食品的安全问题牵动亿万人心，但事关中国未来格局的大战略，则非城镇化莫属。尤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近年来在多个场合反复谈及城镇化对未来中国的巨大意义，亦令这一概念逐渐升温。

问题是，受土地、财税、政绩考核诸多因素的掣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工市民化——一直未能落到实处。

首先，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太低。当人们对未来的现金流缺少稳定预期之时，抑制消费就成为选项，扩内需自然无从谈起。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巨大缺口的背景下，却出现了“伪城镇化”潮流。

其次，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也要打破门户之见。这是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绸缪产业升级的地基之一。

第三，以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房应大幅向农民工倾斜，同时，承认“城中村”“小产权房”的合法权利，切实降低农民工市民化门槛。这有赖于农地确权的稳步推进、集体土地的上市交易。土地作为四大生产要素之一，其流动性已不宜再做阻挡。

如是观之，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推进过慢和过快，均有风险。

过慢的风险，近些年来已显露无遗。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果缺乏质量，则服务业难以细分，收入分配坚冰难破，消费难以提振，“世界工厂”庞大的过剩产能依旧无法消化，就业受到影响，波及社会稳定。

过快的风险，则在于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急于求成，对农民自组织、资本下乡操作失当，使失地农民骤然增多，无就业集聚，城市“贫民窟”容量过大，社会更加动荡。

必须要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已和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或者不会务农，或者生在城市，对乡村反而缺少认同感和归属感。城镇化绝非单纯的城市空间扩张，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实现人口城镇化，以存量带动增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如果城市在社保、教育、住房方面继续歧视这一庞大群体，整个中国社会的心理和架构都会受到严重冲击。

有鉴于此，对城镇化总体目标、步骤展开大讨论，有助于政策形成中凝聚共识。在价值观和信息多元化的今天，是否摒弃以往闭门造车的决策思维，或将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