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工业革命拉开了世界城市化的序幕，推动了城市化的第一次浪潮。城市化带来的聚集效应，改变了城市的产业、人口、社会和空间结构，让城市成为财富和知识的聚集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发展，同时也让城市遭受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空气混浊、就业困难等“城市病”的困扰。农村由于人口的外迁，也变得破落，“从城市化那天起，就埋下了罪恶的种子”。凡此种种，不得不引起人类对城市发展的反思和理论探索。其中，以英国城市研究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1898年出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一书中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最为著名，影响最为深远，被认为是翻开了城市规划的新篇章，开创了近代城市规划学的先河。
马万利、梅雪芹（2008）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概括为：针对当时以“城市病”为代表的各种社会问题，指出田园城市是一把既能解决城市问题，又不牺牲农村利益的“万能钥匙”；田园城市理论以地租改革为突破口，对城市进行面向乡村的合理规划和适当管理，使之逐步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城市群——社会城市；田园城市理论不仅是一条社会改革的和平途径，而且就实现田园城市这一目标本身的途径而言，也要靠示范的力量，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无序发展或社会主义的强制组合。他们指出田园城市理论的三个主要贡献：一是在工业化导致城市自然无序发展的背景下，表达了“城市需要规划”的思想；二是田园城市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具有一致性；三是田园城市理论不仅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更关注社会状态，主要表现在对住宅、就业、公共场所、学校、教室等的设计上。张京祥(2005)认为田园城市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体现了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立足点的根本转移，从显示统治者权威或张扬规划师个人审美情趣的旧模式转移到以关心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体现了对城市统治权威的挑战和人本主义思想。 王志章(2008)指出，田园城市理论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问题及思潮的反映，更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通过改变物质环境缓解社会问题，推动社会改革。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诞生后的1924年，英国还成立了田园城市协会对其进行推广。应该说，田园城市理论对后来的有机疏散论、卫星城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也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新城运动，在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然，
田园城市理论
并非万能的钥匙，
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批评其理论的也不乏其人，比如，著名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在其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就对田园城市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她反对霍华德把好的城市规划看作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认为霍华德的理论如所有的乌托邦计划一样，拥有任何重要计划的权利只属于手握重权的规划者。
综上所述，《马丘比丘宪章》中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体现了理想化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念极为接近。（四） 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追求的新目标
20世纪70年代，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民族冲突成为主导人类社会的三大问题，这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新的困境，人们不得不反思传统的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纲领性文件《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在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并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后，明确提出：自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人类社会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当总量达到“增长的极限”，人类就不可自救。
继罗马俱乐部后的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定义强调一是人类要发展，必须满足人类的发展需求；二是不能剥夺后代人享受自然资源、获得生存的权利。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人类共同追求的是自然、经济和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9]可持续发展理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发展观和思维方式，为包括城市在内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来指导城市发展逐渐成为各个城市的选择，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五）北京宪章——新世纪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
人类自进入21世纪后，城市发展面临着诸如“大自然的报复”、“混乱的城市化”、“技术‘双刃剑’”、“建筑魂的失色” 等挑战。面对这些问题，1999年，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聚首我国首都北京，出席国际建筑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签署了由吴良镛先生执笔的《北京宪章》，明确提出“变化的时代，纷繁的世界，共同的议题，协调的行动”的纲领。
《北京宪章》在分析了21世纪城市发展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后，指出“如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正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其真谛在于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美学各个方面，提出整合的解决办法”，认为“可持续发展之路必将带来新的建筑运动，促进建筑科学的进步和建筑艺术的创造。”，并提出“从传统建筑学走向广义建筑学”的思考。
从《北京宪章》的一些基本理念中可以看出，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更加注重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艺术的知识内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环境、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和人文社区的和谐，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更加公平的人居环境”，培育一种地点感，使社区滋养出那些有提升作用的、富有灵感的、令人难忘的建筑环境和居住模式，从而形成特殊的归属感。[10]（五）知识城市——城市发展路径的新选择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知识产业比重上升，对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同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信息流、人才流、资本流和知识流的快速流动，致使城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作为人才、信息、资本等主要聚集地的城市，如何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知识经济、新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学界和城市管理工作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2004年9月，一批国际著名的知识管理专家、全球100多座城市的政要和学者汇聚欧洲知识城市巴塞罗那，出席全球“E100圆桌论坛”(E100 Roundtable Forum)，对世界知识城市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会后发表的《知识城市宣言》（Knowledge City Manifesto）指出，今日之城市应该强化“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走知识城市之路。该宣言还对知识城市的定义、衡量标准、基本框架要素、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等进行了阐述。从此，“知识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进入全球视野，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重要的路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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