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城市建设中的热点问题——中西方建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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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城市建设比较
城市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它是由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建构而成的一个复杂系统,是人类民族文化的结晶。城市空间是城市文化的一种表现,是受城市所属文化、哲学观念影响的结果。研究城市规划只有从这两个角度去追寻深层的历史渊源,才能对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有较透彻的了解,才能吸取古今中外规划思想和理论精华,使城市空间规划设计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和完善。本文试从古代文化与哲学观念对规划思想产生影响的几个主要方面,对中西方古代城市空间特色的形成进行分析与比较。一在对待王权和神权的态度上中国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讲求“王者之尊”,政权威力、血缘伦理、尊卑等级的儒家礼制一直占统治地位,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强烈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例如,被认为是中国儒家思想基石的《周礼》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种规划思想一直是后人建造都城所遵循的基本模式,并且随着历代礼制的强化,皇权一统地位的升高,祭祀仪式的繁复,使得规划设计必须按主次就位布置,礼制序列在空间布局上更趋复杂,于是形成与之相应的诸如对称、规整、轴线等布局手法。最典型的实例是明清北京城(图1):以皇宫为中心,宫城坐北朝南,形成一条纵贯几里的南北中轴线,其他设施按规矩对应布置,道路体系以南北轴为准绳,经纬分明,最完整地体现了《周礼》要求的以天子为天下唯一统率的一统思想,人的一切活动被禁锢在方正的大街小巷分成的内向院落之中。中国古城的街头巷尾很难找到扩大的广场,与欧洲城市广场布局截然不同,也见不到放射形道路,这都是千年礼教所造成的影响,是古代王权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在对待神权上,中国远古虽曾产生过崇拜图腾等自然神的原始宗教,佛教和道教亦曾作为重要意识形态影响到古代的规划思想,然而中国古代并未把神权和宗教置于社会的最重要地位。与中国统治市中始终占据了显著位置，西方认为“神权至高无上”,神人同形的宗教信仰使宗教建筑在城市中始终占据了显著位置。如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就对神庙作过连篇累牍的论述:“……完成划分小巷,设置大街就必须阐述提供国家公共利用的神庙、广场及其他公共场所用地的选择。”神庙的显赫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又如在中世纪欧洲城市,有统一而强大的教权,教堂常占据城市中心位置,其庞大的体积和超出一切的高度控制着城市的整体布局,教堂广场是市民集会、狂欢、从事各种文娱活动的中心场所。城市道路网常以教堂广场为中心呈放射状,并形成如同蛛网的放射环状道路系统,这既符合城市的逐步发展,一圈圈地向外延伸的要求,又适应了在巷战中迷惑敌人(图2)。2 中世纪卢卑克市中心二在对宇宙天象的认识上中国古代先贤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观察天地宇宙的动静变化,到周朝已形成了一套关于宇宙天体的解释,由演绎八卦产生了《周易》,创立了“阴阳五行”学说,认为自然界与人皆为阴阳两性所生,所谓“立天之道曰阴和阳,立地之道曰柔和刚”。“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了一种阴阳为根据,变化为条件、以图像归纳世界,“以数(符号)示象(物的外形)”的“观物(自然环境)取象”的方法,在运用中形成了“象天法地”(模仿上天,效法大地)的思想方法,其中包括“相土”和“占卜”,对古代城市选址与空间布局都有重大影响。
我们仍以明清北京城为例:它以皇城为中心,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天地日月星辰皆祭,这种用天、地、日、月坛与紫禁城的位置布列,把中国传统的天南地北、日东月西与紫微居中的宇宙观念的暗喻表述得淋漓尽致,并将天坛、地坛筑成圆形、方形以与“天圆地方”说相对应。李约瑟[1]对此曾有精辟的论述:“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于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物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不论集中的或者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地出现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与中国相比,西方对宇宙天象的认识和探索要晚一些,着重从数学和形式去认宇宙,对规划的影响不及中国的“相土”、“占卜”在城市建设中的运用那么广泛。如毕达哥拉斯的“诸天和谐”理论中把宇宙描绘为一种和谐运动着的星球体系;宇宙、太阳、地球都为圆的,整个天体由十个星球绕“中心火”在不同层次上运行。这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以古希腊雅典城为典型(图3),大致以卫城为中心,向外作放射状;卫城布局又是神庙、雕像所组成的广场为中心,卫城既是全城中心,又是制高点(图4)。西方认为一旦城市空间体现了宇宙世界,它就成为人类纳入和谐宇宙的中介。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模式(图5),从某种意义上讲亦是一种有序的数学化的宇宙表达符号,是有利于防御的多边形星形平面。三在对待自然与人的关系上中国原始文化虽不乏与自然对抗意识的描述,但更多流露出的是对自然现状的认可、让步与适应。周秦后始终将人与自然合起来探究,强调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融合,所谓“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齐一”,把“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视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这也影响到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如以《管子》为代表,主张“因天时,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与形成当时一统局面的礼制规划思想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并行发展,对当时的城市建设也起过重要作用。在空间规划上,常将大片水面与山体列入城内,如“城裹三山千簇寺”的福州城,遍植榕树,“绿荫张盖”;“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府,家家有泉水,户户有垂杨,自然山水与城市中的建筑、庭院中的树林互相映衬,使城市空间透出一种与自然同在的和谐。另外,即使“王权至上”的皇帝在选择祭祖建筑、郊外陵墓的时候也都讲求自然方位和山川风水,这也充分表明了古代中国对自然的屈从、认可与尊重、适应的态度。恃”,在表达对自然崇拜的同时,承认人的伟大与崇高,相信人的智慧与力量,重视现实世界和人的个性,并且喜用纯然人工趣味的几何形式与由山野树木形成的自然轮廓线,呈现对立与相互反射之势。尤其是宗教建筑,运用林立向上的尖塔,凌空飞架的飞扶壁,使教堂显示出一种向上与向四周伸展的外张性格,似乎努力挣脱自然束缚,使自身肢体得以充分的伸展。这与中国的表现手法迥然不同,中国建筑是以建筑的屋脊、屋角及屋面等处所形成的曲线,与山峦的起伏、树木的姿态等自然轮廓存在着某种暗合,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在体量上也是“适形而止”。西方“天人对恃”的观念,形成了崇尚人文主义的思想,对自然的探索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注重技术的改进。如罗马人发明了券和尖拱,斗兽场和输水道解决了石材建筑的大跨度问题,显示出人驾驭自然的本领。而崇尚自然的中国则走向探索天体自然规律和社会伦理制度,布局象天法地,追求天意和理气,使建筑和城市空间的排列组合达到尽善。
四中西1 中国古代城市特色(1)城市整体性强,以南北轴线为主轴定位,主次分明、对称排列,道路呈方格网状,布局较规整; (2)市中心突出位置设王城、衙署或钟鼓楼、十字街口,无公共广场,呈封闭式布局; (3)建筑呈平面展开,不以实体的个性出现,而以庭院与建筑组群出现,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市中心无高耸建筑物,高塔多建于郊区或山丘之上; (4)城市建筑“适形而上”,虚体量,曲线有内收感,与自然协调。2 西方古代城市特色(1)无一定轴线,道路结构呈环形辐射状,布局较自由; (2)市中心为宗教或市政建筑,有公共广场,呈开放式格局; (3)高耸建筑常在市中心,逐步向周围降低高度,市中心常有不高的山丘; (4)城市建筑具有尺度雄伟、体量宏巨,呈外张感,与自然对立的外观形式。五结论综上所述,传统文化、哲学观念上的差异使得中西方的城市规划思想、城市空间模式沿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发展。当代随着国家和地区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东西方民族文化思想出现了双向交流,相互借鉴。我国传统城市空间模式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成就,但它体现的却是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规划师和建筑师需要借鉴西方城市建设经验,吸取适合我国的规划理论和思想,更新城市空间设计方法,一方面,改变不结合实际地硬要中轴对称布局、城市无供人游憩的公共交往空间等沉闷格局;另一方面应该避免一些城市出现的只顾眼前利益,一味求新求洋而不顾传统、空间特色的铲平重建的做法,避免目空一切,一味表现自我所带来的环境失调。总之,应该结合城市的实际,借鉴、学习西方开放型的城市空间布局。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与时代同步发展并蕴涵着传统意识的城市空间环境。方城市空间特色中西方古代文化哲学观念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是有较大差异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截然不同的古代城市空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