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国企已脱胎换骨 2000人能创造20亿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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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新兴共有约8万人，但总部只有58名员工。如今的国有企业，早已不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国有企业中冶科工集团投资失误，国资委启动了追责程序。如今的国有企业，早已不是“干好干坏都一样”。
　　国有企业中国建材集团，每次兼并都采用股权交换的方式。如今的国有企业，正在带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并肩发展、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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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国企，已是脱胎换骨的新国企。最重要的标志，是管理体制的改变。
　　今天的国企，已是市场主体的新国企。很显著的变化，是经营方式的转变。
　　经过三个阶段的改革，国有企业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提到国有企业，有些人的印象还是“负盈不负亏，政府全兜底”。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的确如此。那时候，国企的特点在“国”——国企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政府部门直接插手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卖给谁、卖多少钱都要上报主管部门决定，赔了赚了都是政府的，对员工没有淘汰机制，亏了钱照样给员工涨工资。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就显得与市场格格不入了。也正是从那时起，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帷幕。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介绍，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其间，通过扩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国有企业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步分离。
然而，走向市场的国企又暴露出很多新问题——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冗员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成为第二阶段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的起点。
　　2000年前后，党中央、国务院下定决心，撤掉了国有企业头上的政府主管部门，轻工部、纺织部等成了协会，只管行业不管企业。
　　但新问题又随之产生：主管部门没有了，谁来代表国家管理国企？实际上，对国企而言是走了一个“婆婆”，来了一群“婆婆”：财政部管钱，经贸委管企业生产经营……
　　“婆婆”太多，企业运营流程十分繁琐，有时上一个小项目，要盖十几个章，常常是项目审批下来了，市场时机也错过了。李荣融回忆，他在企业工作时，就有过两个项目审批8年的经历。人们对国企“办事拖沓、效率低下”的印象也多是来自那个时期。
　　“婆婆”太多，却没有人真正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负责。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那时候，谁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过问企业内部事务，可一旦企业做坏了，谁都没法承担责任，因为责任说不清楚：到底是管人的没管好、管事的没管好、还是管资产的没管好呢？”
　　因此，虽然这时国有企业名义上已经和政府部门分离，但是实际上仍然是亏了钱就去找政府，而政府就只好下令银行给企业贷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饺子贷款”：快过年了，企业发不出工资，就向政府伸手，政府就会让银行给企业贷款。
十年前国资委的成立，真正给国有企业“断了奶”。党的十六大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国家和省、市三级国资委成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初步到位，从政府机构设置上真正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这个时候，国有企业的特点向“企”偏重，真正成为了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改革的目标也转向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从“婆婆”变“老板”，采用市场化手段管理国有资产
　　各级国资委的成立，从机构设置上实现了出资人到位，给国企管理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国资委的成立，基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管资产与管人、管事脱节的问题。“通俗地讲，就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了唯一责任人——如果国有企业经营的不好，就要打国资委的板子。”邵宁说。
而这个“责任人”，又与企业以往的“婆婆”们大不相同。国资委是受国务院委托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不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其他机构、部门不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所关心的是投资回报，是项目赚钱不赚钱，当然还有企业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而至于企业投资项目对公众会有哪些影响，比如环保、安全、产业政策等，则是政府部门的职能范畴。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接受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也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上不上项目应该由出资人说了算。
　　“以前政府既是出资人又管公共事务，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也是一些部门和地方出现腐败的体制性原因。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相分离，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加强了，同时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也会得到加强。”李荣融说。
　　最显而易见的体现，是国资委不直接插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采用市场化手段管理国有资产，严格限定以股东方式履行出资人职责，充分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充分尊重企业自主经营权。“对国有企业而言，国资委不是‘婆婆’而是‘老板’。”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说。
这个“老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产核资，摸清家底。在此基础上，它又和所有“老板”一样，建立了一套业绩与奖惩紧密挂钩的考核体系，并制定了一套监管制度，包括财务监管、监事会监管、产权监督等。“中央宣布我是第一责任人，责任光是我扛那是不行的，我没那么大本事。这个责任必须落实，必须传递，核心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企业国有资产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李荣融曾经这样说道。
　　考核不仅起到了激励约束作用，而且还引导着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2010年开始，国资委全面实施了经济增加值(EVA)考核。经济增加值，是指企业经营利润在扣除全部资本成本之后的所得。企业只有利润高于资本成本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实行EVA考核之后，国有企业开始有了资本成本的概念，企业管理、分配、使用资金的效率更高，而且从银行贷款更谨慎。企业盲目扩张、非主业投资的冲动得到了有效抑制，国有企业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注重可持续发展。
　　所有者的收益权如何体现？在过去，国企经营困难，根本谈不上国有股东的收益。而随着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我国建立起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李荣融说：“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无法兑现出资人的收益权，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也很难调好。”2007年起，国有企业开始上缴红利，让更多人分享国企发展的成果。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新国企逐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新的管理体制，成就了“新国企”。
　　新国企拥有更多的自主经营权——
国资委只定战略不管战术，在主营业务范围内，企业上项目可以自主决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国有化工企业投资一个化工项目，不管投资规模多大，都可以由企业自己做主，但它要做非主业投资，比如要造飞机，就得跟国资委商量，必须经过国资委同意。”彭华岗说。这不仅简化了企业运营流程，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运行效率，而且还实现了投资决策责任清晰化。
　　新国企自负盈亏，不吃偏饭，也不再拖累国家财政——
　　如今，政府部门无权干预企业运营，也就无权强求银行出钱救企业了。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立，使社会公共收支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分离，公共财政只补贴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彻底没了财政“偏饭”。加之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如果哪个国有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为了实现国有资产整体保值增值，就要壮士断腕、撤资止损。“现在国有企业的情况是，如果经营不好，该倒闭就倒闭。”邵宁说，“华源、三九这些国有企业就都倒闭破产了。”
　　新国企产权结构更多元——
没了财政偏饭，企业要发展，钱从哪里来？国企如今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只有向市场要资本：有的在境内外上市；有的引入了国内外战略投资者；还有的企业，在二级公司中与民企、外企进行股权置换，实现了国企、民企、外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邵宁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使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通过上市实现多元化，使它变成公众公司。这能使这些企业彻底市场化，彻底多元化，而且使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彻底资本化，这样流动性就非常好，进退都非常容易。”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加之考核体系的激励约束，令新国企焕发无限活力：中化集团下属的远东宏信公司只有2000人，却创造了超过20亿元的利润，人均利润超过百万元，达到了国际水平；中国建材集团按照市场化方式推进联合重组，吸纳了480多家不同所有制企业，退出了218家劣势企业，内部结构大规模调整；凭借适销对路的品种和独有的价格优势，神华集团的煤化工聚烯烃产品在电子交易网站挂牌1小时就被抢购一空……活力充沛的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最宝贵也最具升级潜力的财富，为中国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