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品评——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祁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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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这些城市很多不是在延续历史文脉，而是同样走着时尚的路子，陷入了形式主义、忽视生态、没有特色的怪圈。中国的历史城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全书内容包括再建唐城的选择、唐代建筑走笔、唐代的文化属性、雁塔广场工程、芙蓉园遗址工程、曲江遗址工程、唐西市工程、大明宫遗址工程等。

对建筑界来说，新千年是伴随着一场场“地震”开始的。先是围绕奥运场馆建设展开的激烈争论，再是由国家大剧院的选址是否合适印发的联名上书，直到今天，关于央视大楼的造型问题还在民间存在着各种说法，褒贬不一。应该说，这是建筑界整个行业走向社会，接受社会检验的结果，也是社会关注建筑界，试图从民意的角度影响建筑领域的表现。比较行业封闭的时代，这是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结果，有助于建筑界从房屋建设者向文化建设者的转型。
《城市品评——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酝酿而成的。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这些城市很多不是在延续历史文脉，而是同样走着时尚的路子，陷入了形式主义、忽视生态、没有特色的怪圈。这是建筑学者的洞察。中国的历史城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文物官员的总结。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是民俗学家的惊呼。这些声音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鲜明的所指。为了保护历史名城，国家从80年代初就开展了全国性的“历史文化名城”评选活动，到2011年，入选的城市已达117座之多，数量喜人。但是，到目前为止，有资格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只有远离大城市的丽江和平遥。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上处于华夏文化中心位置的城市集体空缺尚有情可原，作为农业文明巅峰时期的汉唐都城同样榜上无名，甚至于年代不算太久远，像北京那样一直属于传统文化重镇的城市仍然达不到标准就不能不发人深省了。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查明的不可移动文物有70余万处，但是国土面积只有我国1/17的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统计数字就已达到了200多万之多。更严重的是，在全世界都在千方百计保护历史城市，并且总结了大量行之有效经验，尤其是反面教训的今天，欧美一些国家历史性城市受保护的范围已经能够达到80%以上，而且我们的历史性城市却经受着旧城改造和旅游开发的双重夹击，传统不再，古风渐失。
以空间形态存在的文化遗存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异化”。然而，要想对这种现象进行认定和评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是人们对古建遗址的价值认定已今非昔比。尽管当年大拆古城墙那样的时间已经不太会发生，但是，人们也不太可能以梁思成那样的精神来对待古建遗址，没有“拆掉了一座城，就像挖去我一块肉”的感觉了——不是因为麻木，而是因为在观念日渐多元，利益追逐成共识的今天，人们对古建遗址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的古建遗址是祖先的象征，加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命名，自然会有几分神圣。现在的古建遗址是一种济源，加之国家并没有对遗址周边环境方面保护的明文规定，更没有针对古建遗址的觉悟。于是，以遗址保护名义的征地、引资、再建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次投资长期受益的诱惑自然会唤起人们的种种冲动，从一个个“没有”中寻找商机。于是，从“祖先的象征”到“待开发的资源”，“神圣”仿佛只有转化成为“利益”的时候才具有意义。
其次是管理体制上的滞后。按照现行的管理方式，古建遗址属于文物，古建遗址的周边环境显然不是文物。文物由文物部门管理，自有一套保护的标准；环境由城建部门管理，也有一套发展的措施。前者的目的是千方百计留住旧的，后者的目的是紧跟时代不断创新。于是，只要古建遗址本身还在，文物部门就无话可说，周边的土地则可以按照市场需要来安排，由城建部门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去设计开发。经过这样的运作，比文物所在地大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大面积开发，不仅使文物周边的环境发生了质变，原本处于“主角”地位的文物也相形见绌，反倒成了现代城市中的一种点缀性摆设。文物部门却是能从中看出“卸磨杀驴”的味道，但是仍然无话可说，因为文物确实还在；城建部门由此得到了业绩，因为城市的现代化面貌确实有所提升，况且在土地的一买一卖中还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当然，那些能够找到这种几乎零风险项目的开发商们也无不欢欣鼓舞。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只有一些文化学者最为不安，因为，他们对古建遗址有着另一番价值认定，能够看出被置换成资本以后的古建遗址，实际上已经从无价变成了有价。然而，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文化学者游离于文物、城建和开发商之外，充其量只能在一些座谈会上作为外请专家出现以下，说说一家之言罢了。古建遗址如何开发，周边环境如何规划，是经济标准还是文化标准等等实践性的问题，各有各的归口，各有各的做法，文化学者反倒成了“外行”被束之高阁了。
再次是研究水平的滞后。平心而论，文化学者被束之高阁是有其必然性的。他们的意见一般都比较宏观，带有明显的理论色彩，而文物保护、城市建设、文化创意等等环节要做成一件事，需要的是具体措施和方案。一个理论，一个实践，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合拍是显而易见的，专业上的隔膜确实需要双方的磨合，不好论出长短。在学科壁垒森严的年代，理论和实践各行其道是必然的。在多学科交叉已成大势的今天，从事理论研究的文化学者向实践靠拢，了解文物保护，城市建设、文化创意等等方面的基本规律和做法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为从事文物保护、城市建设、文化创意等等方面的基本规律和做法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为从事文物保护、城市建设、文化创意等等领域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来。其实，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对文化学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要将已有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还要培养关注科技前沿，了解传统技艺，通晓建筑设计等专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文化学者才可能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才会更加具有针对性，为古建遗址高规格保护做出贡献。
应当说，《城市品评——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不仅对这种状况提出了质疑，还试图为这种状况的改变进言献策。
“异化”曾经被经济学家用来形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将人变成了“非人”，也曾经被美学家用来形容后工业时代美向“非美”的转化。这样看来，“异化”是个动词，带有由正向负转化的意味。其实，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美与丑，善于恶都不会截然有别，一成不变，而是一种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存在。这里就有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度”，没得可以蜕变成丑，善的可以演化成恶。于是越是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事物，人们在实施过程中就越会注意其中的分寸，不敢越雷池一步。像人类祖先面对图腾，基督徒面对十字架，大和民族面对天皇等等都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美学将这种可以引发人们敬畏感的东西称之为“崇高”，社会学则将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崇高感的东西称之为“神圣”。今天的国人确实已经跨越了图腾崇拜的年代，不少人对基督等宗教信仰也不屑一顾，更敢于对神仙皇帝表现蔑视。同时，也确实从这种跨越中感到了进步，从这种不屑一顾中感到了骄傲，从这种蔑视中感到了解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感觉到了精神无皈依后的空虚以及欲望膨胀的可怕。
“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呼唤是具有现实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古建遗址就是华夏民族的家园，对这样的地方进行维护和再建是应该有所顾忌，有所畏惧的。不然，我们这个民族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神圣，得到皈依精神的家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