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前-预-测】交往型规划的理论要点

北方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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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往型规划理论交往行为的概念在1-9-8-9年首先被JohnForester引入规划领域。此后，以美英著名学者JohnFriedmann，Judith E.Innes，Patsy Healey 等为代表的先驱者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规划中的交往行为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逐步建立起交往型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的基本框架，打造出交往型规划这一种新的规划理论范式（paradigm）的成型，并使之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取得了规划理论的中心地位（Innes，1995；Healey，1997），成为当今西方城市规划领域中一个令人瞩目的课题。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核心是建立在“理性－科学”的知识体系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坚信通过理性功能分区和科学系统分析的蓝图可以全面预测、控制、管理城市社会的发展及人间行动。在战后主要工业国家面临振兴崩溃的经济、重整破碎的城市结构、清除城市贫民窟以及大量性住房建设等紧迫需求的共同社会背景下，现代主义规划思想表现出相当的实用性和高效性。但是，其功能分区和空间决定论的思想也破坏了城市有机整体性，导致城市历史断裂、社区毁坏、城市生命力和活力丧失的所谓“抽象的空间”的产生。今天，公众参与的影响一方面在空间范围上已经扩展到了欧美先驱国家以外的更广泛的地域里（如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另一方面在社会操作的深度上（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通过规划的条例化和制度化以及决策机构的组织和工作程序保证了公众参与得到切实体现。可以说，交往型规划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公众参与已开始进入了成熟期，基本上完成了从60年代的社会运动化向90年代的理论化和制度化方向的迈进。交往型规划的内涵及评价综合Healey和Innes等人的观点和论述，可以大致归纳出交往型规划理论的主要论点。
①规划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参与的交往行为，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和真诚对话使市民丰富多彩的生活需求得以解明。
所以，规划者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说话和交流上，创造型对话的孕育就是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规划的交往过程中，科学技术知识只是知识系统的一部分，复杂多元的生活知识，即文化，历史，故事，神话，经验等“分立的个人知识”（哈耶克，1960）更为重要。同样，规划过程中的数据的分析和统计仅仅是规划方法之一，多元化的价值观，经验，直觉等相融合的公开议论和意见的交换也是必备的规划方法。
②对交往型规划而言，知识和行动之间是连续的直接对应的关系。
由于先期的公众参与的实施，一旦形成一致的政策，政策的实施立刻自然发生。换句话说，学习、决定和行动之间没有分界，合意本身就是决策，行动的效率大为提高。反观工具理性中的线型模式，即先由政策制定者设定目标和问题然后由专家和规划者做出解答的模式，在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因难以取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而常常陷入困境。
③参加规划的各主体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意识相对化状态。
个人与他人或团体的利益一旦相互关联，发生意见调整、交涉和渗透，事先固定的观念也随之改变而孕育出新的构想。因此，相互作用并非简单的意见和利益的交换游戏，而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共同学习使各参加者的观念、态度、利益相对化和再构筑的过程。对话既是形成合意的手段还是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规划就是在不同的观点和参加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打通多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参加主体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也必须经由交往之后才能最终被把握。
④交往型规划更强调规划过程和软件的建设。
规划不仅是要制订一套特定的行动计划，同时还是这个行动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所不可缺少的公共圈的构筑。规划与其说是一个固定的未来蓝图和终点，不如说是在交往和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一个起点。另外，交往的过程不仅仅生产出物质资本，还积累社会资本，即形成合意的社会组织能力，它增加了城市社区的自我组织性和自律性，使城市可以更加有效率地对应未来复杂而不可知的变化。为此，市民环境学习是规划的重要内容和形式。
⑤交往型规划的过程中，规划者必须改变过去的精英地位，转而去适应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市民参加的交往过程的组织者和促成者（organizer），市民间意见冲突的调停者（mediator）、为特定价值的辩护的交涉者(Forester,1-9-8-9) 。
⑥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交往型规划将城市理解为由众多利益相关的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规划便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而所谓合意就是共同体成员通过各自的策略选择而达到的一个均衡结果，它不是最优化结果而是满足化结果。
因此，交往型规划常常借用博弈论的原则，视规划参加者为博弈中的参与人，并借助L.Halprin的RSVP型“工作坊” 以及H.Sanoof开发的设计博弈等集团创造的手法，通过经各方面对面的充分交流，最终达成共识。
⑦交往型规划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动态的评价系统。它包括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两部分：过程评价侧重参加者的广泛代表性，议题及议论进程的主导性、充分性和自我组织性，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等。强调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规划者的权力，相反，交往型规划通过构筑规划者与政府决策者间的新关系而使规划者直接走入决策层而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是，交往型规划并不是一个医治百病的良方，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先天不足。批评主要有以下方面：
(1)忽视权力、信息等社会资源分配的非对称性，贬低政治力量和行为在解决规划难题中的重大作用，夸大了语言的功能，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
(2)忽视物理空间规划的现实意义。规划的社会目标的实现无法脱离物理空间这个基础。(3)在实践层面上，所谓合意形成，往往不过是市民个体或集团间的最小公分母，是最低限的共识，与集体创造力的成果预期相距甚远。(4)合意形成过程所消耗的政治、社会成本增大。另外，合意形成与意思决定之间的关联也尚未被清晰解明。

为什么1989被设定为“敏感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