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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iongo 于 2015-8-10 16:54 编辑
法治周末：你的专业是旅游规划，为什么会对交通信号灯、铁路票价等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 吴必虎：北大的规划专业，不仅包括城市规划，还包括区域规划。而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交通联系，也和我们所学相关。但事实上，我向政府部门提意见时，更多是从法律角度，而不是从规划角度。因为在中国，行政部门越过法律界限做事，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时候，国家部门拿自己当立法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执法者。 法治周末：具体都观察到了怎样的行政部门违法现象？ 吴必虎：这个举不胜举。比如铁道部修高铁时，涉嫌破坏大片文物遗址，连国家文物局现场执法督察也没有用。 我也是很反对城管的。如果老百姓在桥洞睡觉，你应该安排住的地方，而不是把寒衣抢走。在我看来，成立城管部门，并无法律依据。 法治周末：在你所熟悉的规划领域，也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吗？ 吴必虎：在规划界有一句玩笑话，如果你想害一个人，就派他去做规划局局长。因为这一块的寻租空间太大了。比如在容积率方面，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最多出于对天际线，或者文物保护的考虑而有所要求。规划部门如果把1.0的容积率改成1.2，法律上没有问题，但却能让开发商多盖多卖房子，获得更多利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开发商以送房子为诱饵，可以给规划局局长送十几套房子，就为换取容积率看似微小的改变。 所以，我总在学生毕业的时候交代他们，以后你们不要当规划局局长，当规划师就行。真当上了局长，也不能拿人家房子。如果拿了，可能住的就是牢房了。但是，在利益面前，人很难不动心。 法治周末：中国很多城市都在大拆大建之中，这一点饱受质疑。你怎么看？ 吴必虎：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经济导向问题。在强调GDP考核，5年必须出政绩的情况下，谁会关心下水道怎么修整？修下水管不像盖房子那样出政绩，市长没政绩，可能要下台的。为什么县级市都在修建新区，而且是比老城区大很多倍的新区，都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我们很多地方在规划方面大量浪费，每任市长、书记上马后，都重新做规划，一遍又一遍。 再说土地招拍挂制度。现在的规则是价高者得。但我觉得，一味价高者得，可能害国家，害人民。政府把自己当成了企业，可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怎么能是企业。我认为，价高者得，不如方案佳者得。而要判断方案是好是坏，政府就要做好裁判，看开发商的方案留了多少地作为公共游憩空间、开设学校与医院，多少地留下来给小商贩摆地摊。但招拍挂制度现在相反，鼓励的是追求高利润，而不是把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 法治周末：那出路在哪儿？ 吴必虎：第一，我觉得我们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应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而非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二，是法治的问题。首先应该修改宪法。比如土地问题，我最近发出的一个比较大的呼声是：土地民有。如果老百姓没有土地永久使用权，农民不会好好种地，建筑商也不会好好造房子，商人也不会把钱放在中国。宪法要扩大私权利的空间，公有和私有要平衡。我们不用西方人的那一套来治理国家，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民可以载舟，亦能覆舟。其次，是各个部委负责起草的法律要相互协调减少冲突，改变对新型发展模式的不适应。很多部门的法规出台，都在立法法出台之前。你会发现，为了维护部门利益，很多法律都隐藏着寻租空间，都有相互冲突的地方。行政部门拿自己当立法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执法者。 由“部门立法”时，常常忽视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也很少真正邀请专家参与等必要环节。往往是部门法规司的几个人起草，再找到相关部委讨论讨论。OK，这就通过了。 因为缺乏沟通或者出于利益竞争，同样一个景区，林业部有森林公园资源评价规范，住建部有风景资源评价规范，旅游局有旅游资源评价规范。这些都掺杂了部门利益在里面。 法治周末：您担任很多城市旅游规划的顾问，在与官员交流的过程中，会有争执吗？ 吴必虎：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争执会经常有。他们还比较能接受我的观点。当然，也有人可能是当面接受了，但背后不一定会照做。 参加地方规划研讨会时，我都会发微博，把政府的规划思路公之于众。这也能让当地老百姓得到消息，进而参与到规划中来。因为他们也是利益相关者，规划对他们而言，也应该是透明的。 现在，城市规划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文脉”没有了。一些地方对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不够重视或不知如何明智地协调，比如梁思成故居，拆完后再重建。有的地方很喜欢大范围重建古城，而不太重视真正的业态组织，这是为什么呢？依我看里面就有寻租空间。 所以说，城市规划不仅是技术活，也涉及到所有利益主体复杂的法律关系。 法治周末：既然规划有如此多的灰色地带，作为学者，如何发出独立声音？ 吴必虎：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案。规划方案就是在很多利益相关者之间找到平衡，很难完全按照哪一方的意志提出方案。对学者而言，如果你的学说很值得信任，你自己又很有修养，才能尽可能地影响到别人。 现在很多地方的一把手都不是本地人，但副手中，当地人很多。为了维护地方利益，副手们会用各种办法和一把手“斗”。他们可能会把内部决策信息发到网上去，最后用舆论压力改变一把手的决定。 中国的宪法和各部门起草的法律，必须有一个深刻的反省和变化。在新修订的法律体制下，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决策，国家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 “我只是说了我想说的话而已” 从广播电台里初次听闻“黄灯禁行”的官方解释后，正在北京四环路上开车的吴必虎第一个念头是：“以身试法。” 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任教十余年，他以“旅游研究、地理科学、城市规划三界行者”自居。关于交通信号灯，吴必虎认为，城市交通，安全与通畅应该并重。“黄灯禁行”解释，“于法无依、于理无据、于情无仁”。 吴必虎原想，一旦自己真因为“闯黄灯”被罚，正好找公安部交管局去“讲道理”。但他没料到，平日里时常遇见的黄灯，这天偏不露面。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两封申请信 1月3日中午，吴必虎向公安部寄出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黄灯禁行”解释的法律依据等。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15个工作日内，政府部门须回应申请人。“如果公安部不在规定期限内回复我，我要么会提起行政诉讼，要么邀请专家联名上书。”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吴必虎直言。 而在公安部解释频频“变脸”后，吴必虎终于等来了交管局的电话：“对下一步细则如何出台，将广泛征求意见。”而公安部也专门下发通知称，闯黄灯暂不处罚。 公安部的态度让吴必虎感到满意。“不是故意找谁的茬儿，而是在安全、通畅的两个目标下，研究交通规则如何改进。”他说。 当沸沸扬扬的黄灯争议趋于平静，这位知名的旅游规划专家又寄出了第二份信息公开申请。 这是在1月14日，申请信的收件人是铁道部。在申请中，吴必虎要求铁道部公开列车无座车票定价法律依据与今后改革计划的相关信息。 此时，距离吴必虎寄出第一份信息公开申请不到2周时间。 而这次，吴必虎也发现，自己的微博上出现了不少没有头像、粉丝很少的疑似水军。没过多久，助理更接到了“打着官腔”的威胁电话。 “如果铁道部不按期回复我，我会去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吴必虎说：“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告赢部级单位。但对我来说，输赢不重要，目的是为了推动铁道系统进步。” 从微博“上道” 两次叫板部级单位，在吴必虎的朋友们看来，这位教授多少有些不务正业。还有些学生认为，平时西装革履的吴教授，此次难逃炒作之嫌。 可他却不以为然。“观察、评论政府施政是否科学与民主就是我的‘正业’。”吴必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他还把这句话写在了微博签名中，并“征集线索”。 如果时间退回一年多以前，吴必虎不会有如此举动。他如是评价那时的自己：对政治没兴趣，做学问才是正业。 躬耕旅游规划领域多年，他收获了斐然的专业声望。他撰写的许多专业书籍，成为旅游规划领域的经典之作。 改变吴必虎兴趣的，就是方兴未艾的微博世界。 一开始，吴必虎是被网站的朋友拉来的。只简单注册，就放置一边。这时，有人告诉他，微博是个好东西，里面有很多真相。于是，这位旅游规划专家才开始真正玩微博。“以前我都是看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的。”他笑言。 “整个社会都在转型变化，微博这样的自媒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吴必虎认为，政府对自媒体应该是“又爱又恨”的，因为从“表叔”到“房妹”等，政府都在被推着走。 不过，无论是解决“表叔”的问题，还是研究“房妹”是如何炼成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促使国家进步。吴必虎觉得，还是应该从法治这个“大方向”推进。“就像是你选择做一件精美的器具，显示精湛的手艺，还是修一座大桥，造福很多人。两者之间，差别是很大的。” “修大桥”的人 而在两次叫板国家部门的过程中，吴必虎会搬出大量的法条，与对方一一对证。 比如，在申请铁道部公开无座车票定价法律依据的信件中，他就引用了铁路法、价格法、产品质量法、合同法四部法律中的相关法条。 尽管并非法学专业出身，对法律并不熟悉，但吴必虎却有一套自己的引用逻辑。“首先，我会研究主事部门是怎么解释的，然后，我发现他们引用的都是有利于自己的法条。我就会找到具体的法律，逐条逐条去比对。” 而律师朋友也会从专业角度，充当吴必虎的智囊团。正是他们告诉吴必虎，如果政府部门不及时回应信息公开申请，申请人有权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我可能会得罪很多政府部门。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希望能推动整个体制向前走。总不会因此把我抓去牢里吧。”他依旧是笑着，用很温和的声音说，“就算是，估计也会有很多人给我送饭的。” “我只是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而已。”他沉默了一小会儿，最后为自己下了这样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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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0 16:5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