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思考——“拆”“仿”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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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厢，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地产热潮中沦为废墟；那边厢，不伦不类、花里胡哨的仿古街道拔地而起。专家建议，必须建立历史文化名城退出机制，转变现行政绩考核体系
“这几年，大理大肆开发房地产、毁坏历史文物古迹、炮制垃圾舞台剧、破坏古城风水格局，原生文化被冷落，引进高端酒店，圈山占水，填海造别墅，竭泽而渔，连南诏大理国王城遗址、中国远征军公墓都被毁弃开发地产，怎么会不被通报批评呢？”
今年34岁的林向松是土生土长的大理人。在外漂泊多年后，他回到了打小生活的大理，本想在苍山洱海间、古巷老街里晒晒太阳，读点佛经，过些悠闲舒坦的日子，却发现一处处拔地而起的高档酒店和商业楼盘，已经将儿时记忆中的大理古城弄得面目全非。
这是全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开发乱象的一个缩影。今年1月，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省聊城市、河北省邯郸市、湖北省随州市、安徽省寿县、河南省浚县、湖南省岳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云南省大理市因保护工作不力，致使名城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名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进行通报批评。
历史文化街区不断消失
2008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还应当有2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
遗憾的是，这一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必要条件，在很多顶着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的城市里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比如，被通报批评的岳阳1994年跻身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列，但由于地产业的累年蚕食以及城市当局的造城规划，它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时的三条老街均已有名无实、盛景不再：翰林街消失，楼前街瘫痪，塔前街命运未卜。
现在慕名到岳阳的游客，只能到洞庭湖边、岳阳楼旁新建的汴河街“感受”岳阳的历史和文化。但在不少土生土长的岳阳人眼里，这条号称全国面积最大的仿宋一条街毫无历史感、文化味。“汴河街就是个假古董，”一位市民对本刊记者说，“真正的老街拆的拆，破的破，已经没法再恢复了。”
在北方，山东聊城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古城重建计划，却并没有遵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阮仪三教授领衔编制的整体规划，大片的老街区被拆除，同时又大量建起青砖灰瓦、檐牙高啄的仿古宅院。有专家指出：“街巷的基本格局还在，但是里面的建筑全都变掉了。”
在没有被通报批评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2009年4月，南京市“危旧房改造计划”将历史街区列入改造范围，安品街、南捕厅等一大批老街区被拆除殆尽；2004年，长沙市确定保护化龙池、白果园等11条历史文化街巷，但没过几年就有大古道巷、小古道巷、磨盘湾—南倒脱靴—一步两搭桥三条老街被拆迁了。
2011年１月起，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开展保护工作检查。据阮仪三介绍，在业内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参与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调查的专家透露，在全国119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已经有将近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有将近一半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被通报批评的岳阳市等8县市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阮仪三告诉本刊记者，老街区确实存在建筑老旧、人口密集、基础设施薄弱等现实问题，而且很多老街区居民确实盼望拆迁，但这不能成为城市主政者大拆大建的理由。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对老街区进行基础设施改造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只要有意愿，完全可以保住老街巷的格局和老建筑的外观，同时也可以对老建筑室内的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历史文化街区是不可以再生的，一旦破坏了，就没有办法挽回了。”阮仪三说。
“古城重建风”愈演愈烈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历史文化街区不断被蚕食，但全国各地一浪高过一浪的“古城重建风”却越演越烈，“拆旧”和“建新”的大戏正在城镇化背景下加速上演。
湖南新晃县“夜郎古国”项目最早受到各方质疑。2011年10月，新晃县宣布将斥资50亿元建设规划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的“夜郎古国”，被外界讥讽为“夜郎自大”。本刊记者了解到，自提出建设“夜郎古国”项目近两年来，新晃县只是完善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拿出了城市的总体规划，合作方玖联公司基本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开发运作。
新晃县旅游局原局长、新晃县政协秘书长吴吉礼告诉本刊记者，“夜郎古国”项目的核心其实是城市扩容提质，是想打造一个以夜郎文化和侗民俗为核心的景区城市。目前建设中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土地方面的瓶颈，首先是可提供的用地指标极其有限，二是征地拆迁的补偿政策和群众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差距，三是国家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
虽然“夜郎古国”项目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在其他地方，“入局者”的热情有增无减。仅在湘西地区，陆续就有号称投资50亿元的“烟雨凤凰”项目和投资40亿元、占地1697亩的“沅洲古城”上马。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不下三十余座城市已加入这一古城重建行列。
在煤都大同，在原市长耿彦波强势推动之下，这座城市“一轴双城”的发展构想已具雏形——以东城墙外的御河为界，西边是旧城，计划修复3.28平方公里的明代古城，东边则是新城御东新区。蛇年春节期间，耿彦波的一纸调令让一些大同市民忐忑不安，由于担心古城重建工程因为市长的调离而“烂尾”，数千市民自发走上街头挽留耿彦波。
“这是很多雄心勃勃的古城重建项目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城市主政者一届不过4~5年，继任官员也有自己的城市发展思路，难保很多项目不变成半拉子工程。”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认为，古城重建存在很多风险，比如土地、资金以及政策延续性。
不少专家还对各地重建古城的抄袭风、粗制滥造现象表示担忧。阮仪三给本刊记者举了个例子，西北某城市复建汉代城墙，不仅直接用砖砌，而且在砖上印上“汉砖”字样。
“砖砌城墙直到宋代才出现，汉唐时都是土垒城墙，另外，汉朝工匠会在砖上刻‘汉砖’两个字吗？”阮仪三认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不但罔顾历史，而且浪费资源。对越来越挑剔的游客来说，粗制滥造的复制品显然没有多少吸引力，更谈不上商业价值。
“仿古项目最大的问题是不可能具备原真性，真正的古城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你能够形似却不可能神似，没有生活的长期积淀，那种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是出不来的。”柳肃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生硬地“穿越”到古代，而是要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
守住文化的根
“全国大小城市‘拆旧’‘建新’的动力差不多都是源自土地财政的老路子。修复历史文化街区不仅不能给财政带来贡献，反而需要财政大量投入资金，所以决策者对老街区热衷于推倒重来，征收老街区土地成本并不高，但是一卖给开发商那就要翻很多倍了，GDP数字很快就涨上去。而一窝蜂重建古城则是发展旅游缺乏思路的表现。”柳肃说。
不少专家认为，全国各地古城拆除仿建活动呈现出一种无序状态。这边厢，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地产热潮中沦为废墟；那边厢，不伦不类、花里胡哨的仿古街道拔地而起。要破除这种不理性的城市经营方式，必须建立历史文化名城退出机制，转变现行政绩考核体系。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性影响，应该追究相关人员和单位的责任。但该条例没有规定实行历史文化名城资格退出机制，由于没有“被摘帽”的压力，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并不上心。
“路可以缓修，楼可以缓建，但历史文化遗存破坏了就没办法再恢复，只有建立起退出机制，才能让一些城市破除重申报、轻保护的错误观念和做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表示。
对于如火如荼的“古城重建风”，阮仪三、柳肃等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必须严控类似项目审批，引导地方政府立足本地的人文山水，因地制宜发展具有特色的旅游业；加强指导，严防各地在复建古城过程中粗制滥造，闹出“砖砌汉代城墙”的笑话。
不少专家还认为，很多地方出现大拆大建的不良倾向，还与地方政府内部欠科学的政绩考核方式有很大关系。不少城市管理者为了谋求升迁资本，在任内急于取得直观政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快速提高GDP。“长远来看，考核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必须强调他们在保护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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