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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权利诉说真理——城乡规划的实施中的困境解析
案例：
某城市人口13万，上届政府领导班子选定在城市东区某某路东侧建设城市广场，广场面积5万m2，建设厂址为一低丘小山。该广场区位有些偏，但是由于没有拆迁，容易上马，因此上届政府不顾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开工建设。然而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发现该低丘内部为花岗岩，建设成本比原先预计的大两倍，因此需要加大投资。但由于资金准备不到位，再加上周边项目建设无法跟上，广场建设被迫停工。新一届领导上台以后，经过认真分析，广泛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广场存在的关键问题是选址不当，当即决定另行选址建设。
分析：
建设项目选址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建设项目的选址不仅对建设项目本身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城市的布局结构和发展将产生影响，特别是重大项目的选址，将对城市产生深远影响。该案例中，城市广场的选址无疑要进行多方位的考量，不但要考虑拆迁量的大小，还要考虑工程地质条件、周边建设情况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等多种因素。显然，上述问题出在当初广场选址过于草率，决策过于武断上。
建设城市广场应首先确定广场的性质，广场一般分为城市中心广场、休闲购物广场、绿化景观广场、游行集会广场、交通集散广场等几种类型。每一种广场对位置的选择、用地规模、周边建设条件等都有不同的要求。该市的广场属于城市中心广场，应在城市中心、交通条件比较便利、靠近城市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的位置上进行选址，而不应该只是考虑节省投资。在城市边缘选择建设城市广场，即使工程地质条件允许，广场建成后其使用效果也会很不理想。
思考：
该案例中上届领导班子之所以出现决策失误，其核心问题是未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城市建设，其本质的原因是城市建设没有突破“官本位”思想的桎梏，从而使城市建设沦为权力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该案例中所建城市广场，因其使用属性的公益性，其建设用地应当属于划拨建设用地范畴。按照《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也即，该城市广场在项目选址阶段应该充分征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意见，在其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框架内进行项目选址，而不是仅听从政府领导的意见。此外，《城乡规划法》还规定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城市建设许可的审批程序。该案例中的上届政府领导班子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强行在不合理的位置进行城市广场建设，显然犯了“程序正当”的错误，以致造成决策失误，浪费人力、财力。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部署，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空间资源使用、分配的蓝图，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城市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突出的反映为：权力和资本对城市空间资源的束缚和“绑架”。上述案例中就体现了政府权力对空间资源的肆意安排。有关空间的探讨不仅是规划学界的重要论题，亦是哲学界关注的永恒话题。从福柯的“异托邦”到吉登斯的“时空分离”、哈维的“时空压缩”，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到苏贾的“第三空间”，有关空间资源的分配与使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哲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本空间化、空间资本化等一系列“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的耦合作用下，空间资源正被权力和资本奴役着，并且这一趋势正在强化。权力主导下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千城一面”、空间资源匹配不均衡等问题。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对空间资源的平衡机制，其制定、实施、修改都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机制。然而现实的境况是，规划实施在政府权力的干预下，各种僭越城市规划编制程序的行为常有发生，使城市规划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以至于造成空间资源的浪费。理想的规划师总是祈望规划方案以真理的蓝图呈现在权力面前，然而当权力蒙上真理的面纱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当该思考规划该何去何从？
现阶段，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本质上讲是权力至于规划程序的“不正当”，导致规划实施机制失灵。针对一问题，很多学者在理论层面上都给予了解答，包括公共参与机制的导入、规划实施评估机制的探讨等。但是由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特别是对权力管制的失控，造成很多问题。反映到城市规划层面，就是不受管制的行政权力对规划程序的破坏，致使城市规划空间资源配置失灵。对于权力的规范机制探讨属于政治管理学的叙事逻辑，本文不作探讨。关于城市规划过程中公共参与机制及城市规划实施评估问题，已有的法律法规文件也作了详细规定（城乡规划法、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等）。本文想从另一个层面来探讨城市规划“空间”问题。即，空间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空间规划才是城市规划师应当关注的。
如上文所述，权力和资本的深度联姻造成空间资源的异化，权力更多关注的是空间的交换价值，在这样的逻辑驱动下，很多商品化的空间被生产出来。案例中，上届政府领导班子对城市广场选址的逻辑“没有拆迁，容易上马”。这种选址逻辑注重了空间的交换价值（没有拆迁、节约投资），缺忽略了空间的本质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空间最本质的价值是使用价值。即，在城市广场选址过程中，首先考量的应该是广场的方便使用度；否则，创造出来的城市空间就失去了其本质的意思。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空间正经历着从“使用价值”过渡到“交换价值”的变迁历程。权力和资本习惯将一切可资本化的东西进行物化，使利用空间像利用工具一样简单。在这样异化城市空间内，人们将感受不到公平与正义，当然也体会不了温情与意义。因此，在未来城市空间资源的调控与分配中，作为规划师应更加注重空间资源的“价值转向”。我们所设计的空间方案应该从“使用价值”的角度去研判，而不是沦为权力和资本的操盘手，过多的去精算其“交换价值”。在商品化的浪潮中，这样的一种价值转向或许会带有一些“乌托邦”的际遇，但是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都不值得一瞥。”对略带有乌托邦精神“理想的空间”的追寻应当是城乡规划工作人员该有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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