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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文化的“前世今生” ——广州赤沙村八大宗族聚落文化现状调查

时间:2015-4-28 01:33 0 2752 | 复制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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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颖、李欣怡、李晨曦、刘杨,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本科生;
指导老师:
林琳,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袁媛,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摘要] 城市建设全面向农村推进,传统宗族文化面临危机。通过对广州赤沙村八大宗族聚落的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宗族文化的变迁体现在:祠堂重要性降低,宗族活动由功能性转为娱乐性,宗族社会包容性增强等。其内在机制为:宗族内部社会结构由“宗族-房份-支系-家庭”四级转变为“宗族-家庭”两级,权力从老人转移至精英阶层,地缘关系断裂和血缘纽带松懈;八大宗族多表现为趋同性,而分异体现在:在村中的权力地位,对非本族成员的包容性,宗族内部的社会结构等。

[关键词] 文化变迁;宗族观念;族间异同

一前言

1.研究背景及意义

新世纪以来,广州全面实施“南拓、东进、西联、北优”的空间发展战略,海珠区作为“南拓”的重点发展区域,城中村改造逐步推进,部分祠堂遭遇拆迁重建,地方宗族文化面临严重危机。以祠堂为切入点了解各宗族的起源发展,探究宗族文化变迁的表征和内在机制,提出相关建议,对于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又面临改造命运的城中村具有指导意义,使宗族文化在现代社会更好地延续和发展,使城中村的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2.研究案例及方法

赤沙村(2002年成为赤沙社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官洲街道,分为南约、东约、西约和北约四个片区。现有八大宗族,共十座祠堂。日前相关机构已经着手编制城中村改造规划,初定将祠堂拆迁重建。综上,选择赤沙村作为研究地点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

主要采用访谈法、问卷法和直接观察法。根据资料收集、现场勘查、初步调查情况拟定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正式调查阶段于两个工作日和两个非工作日各分四个时间段,在八座祠堂内及周边发问卷、做访谈。据各宗族人口规模,对本族居民进行配额抽样,非本族居民偶遇抽样。共派发160份问卷,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150份;访谈样本共56份,其中本族居民39份。


图1 研究地点区位及分区二赤沙村宗族发展概况

赤沙村是一个典型的杂姓聚落,现存有莫、简、陈、黄、徐、冯、潘、郭共八大宗族。


表1 八大宗族的起源(资料来源:《赤沙村史》及访谈)

八大宗族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莫氏是赤沙村人口最多的宗族,祠堂数量和建筑面积也最大,冯氏是聚居人口密度最大的宗族(表2、图2)。


表2 八大宗族规模和祠规模(资料来源:访谈及实地测量)

图2 八大宗族规模和祠堂规模  八大宗族聚落空间发展阶段如下图所示:




图3 八大宗族空间发展阶段三宗族文化变迁的表征
1.族田、族产的消失

赤沙村各宗族曾拥有族田、族产,作为本族共同财产,用于修建祠堂、举行祭祀、解决族人经济困难等。土地改革后,宗族失去族田。现赤沙村共十二个经济联社,集体土地承租的年末分红成为族产的主要来源。但在个人收入中,族人以工资收入为主(图4),可见族产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




图4 族人全年收入构成
2.祠堂的保存与维护

作为宗族的重要象征实体,各宗族祠堂均被保留至今,但各宗族对其祠堂的重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表3)。黄氏、陈氏、简氏十分重视祠堂的保护,如2009年,黄氏宗族成员联合广州其他黄氏聚落共460人筹资重修黄氏宗祠。而其余宗族对祠堂重视程度低,或外观破旧或被现代建筑取代(图5)。



图5 潘氏、郭氏、黄氏祠堂外观

表3  各宗族祠堂信息一览表(数据来源:实地勘查)

3. 祠堂的功能转变:功能性活动 → 娱乐性活动

过去的祠堂主要进行功能性活动,包括祭祀、教化、调解纠纷、财产分配等宗族事务。而今祠堂活动除清明祭祀、过年聚会和偶有婚丧嫁娶外,仅剩日常休闲娱乐活动(表4),且祠堂举办的大型活动的参与人数越来越少,日常活动也以外地人居多(图6)。祠堂功能的转变反映出其在宗族中重要性的降低,与整个中国社会宗族观念消退的大环境相符。


表4 八大家族宗祠传统与现在功能对比(资料来源:访谈各祠堂主要负责人)


图6 八大祠堂某日14:00活动人员构成

4. 宗族间竞合关系的转变

历史上赤沙各宗族地域上彼此分离,少有纷争,更无合作。赤沙村历史上宗族矛盾并不凸显,仅是通过建立围墙宣告本族的权力范围。公社化运动中多宗族组合成生产队,再到现在合办经济联合社,合作逐渐密切。某宗族举办活动时也常邀请其他宗族参加。而各宗族也出现了权力地位的差异,权力关系主要表现在经济社干部竞选上。如陈氏与黄氏组成第二经济分社,经济分社领导往往是规模更大的黄氏当选。

5. 宗族社会包容性增强

不仅是宗族之间合作加强,其包容性的增强还体现在对待外地人普遍和谐友善,但仍存在一定差异。如黄氏祠堂会欢迎附近外来工子女来祠堂玩耍,而靖日徐公祠却不容许任何无关社会车辆停到祠堂前空地,该空地中停放的小轿车均为在祠堂打麻将的人所有,可见徐氏仅是为获得经济收益而提供服务。另外,从各祠堂族人对待本小组成员采访的态度差异反应出各宗族对陌生人的包容程度。

6. 宗族观念弱化

86%族人对本宗族历史文化有很少了解,且62%表示并不太感兴趣。对于祠堂拆迁重建的态度(图7),仅30%持反对意见,14%因有经济补偿而赞同,56%表示重建就好,不在乎其位置和材料。在对本宗族的归属感问题上(图8),28%族人归属感非常强烈,72%比较强烈。族人的宗族观念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分化。中老年人仍热衷宗族活动, 年轻一代兴趣则明显下降。

可见,族人的宗族观念虽有所弱化,尤其体现在对宗族历史文化的忽视,但其内心仍保留着对本宗族的归属感和基本的文化认同。

图7 本族人对祠堂拆迁重建的态度


图8 族人对本宗族的归属感四宗族文化变迁的内在机制
1.宗族内部社会结构转变

(1)结构层次简化

过去,赤沙村各宗族“宗族—房份—支系—家庭”四级社会结构非常明晰。“父老团”代表宗族做重要决策,传达通知时普遍沿四个层次运行,将消息传至家庭(图9)。既提高了组织管理效率,又有利于增强宗族凝聚力。如黄氏由居正公三子黄源深、黄源辅和黄源赞分为三房,下分共七支系,历经十代发展至今共197个家庭(图10)。随着家庭数量增多,“父老团”可由有名望的家庭直接产生。传达消息则转为贴公告为主,家庭直接获取宗族信息,形成了“宗族—家庭”二级结构。但贴告示相比口谕强制性有所降低,加上一子婚后另立家门,家庭对宗族各项事务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与宗族的关联则由紧密变得松散,宗族凝聚力减弱。

图9 传统宗族社会四级结构

图10黄氏宗族社会结构
(2)长老权力移至新兴精英

过去宗族内部论资排辈,权利多集中在最年长的老人手中,长老可以裁决一切宗族事务,具有极高的威望。随着社会发展,老人传统、守旧的观念已无法胜任科学技术,把握市场变化规律,老人失去了支配年轻人的力量。权力更多掌握在基层干部、经济能人、文化精英等新型精英手中。如参与“黄氏宗亲网”组织管理的黄志荣,年仅40,已在宗族网站管理、弘扬宗族文化上颇有贡献,得到了族人的普遍认同和赞许。随着阶层观念淡化,礼法约束减弱,年轻人与老年人相处更加随意和融洽。在对冯氏祠堂老人采访过程中,其4岁孙子对其有语言冒犯,老人却笑而不教。

2.地缘关系的断裂

过去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环境为血缘关系网络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然而在城市化的浪潮下,乡土性淡化,宗族的地缘关系面临断裂的危险。简氏、冯氏、黄氏和陈氏迁入赤沙村时均依河而建,但现河涌已消失。历来祠堂的修建讲究风水,“面水”是祠堂遵循的原则, 90年代前赤沙村10座祠堂前的广场外均保存着50至100平方米不等的池塘。而今均已被填,风水受到破坏,多数族人虽表示惋惜,却也顺应发展。宗族传统风水观念已普遍减弱,但各宗族仍有所差异(图11)。

图11 宗族负责人对待风水的态度

3. 血缘纽带的松懈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宗族人口增长明显减缓,加上越来越多的家庭为谋发展已搬离赤沙村,各宗族的规模呈现出逐渐收缩的趋势。

过去的农业经济模式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加上国家对人口迁移流动的限制,为宗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小环境。而随着众多青年人外出务工,宗族内出现了业缘关系、同学关系等非血缘关系网络,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导致血缘关系纽带日渐松懈,对个体的控制力不断减小,对宗族意识的培养造成严重影响。

五 总结与展望
1.宗族现状,亦忧亦喜

探究宗族文化变迁的表征和内在机制发现:①宗族文化的诸多实体象征如族产、祠堂等都已经或行将消失;②祠堂建筑保护得不到普遍重视;③宗族活动由功能性向娱乐性转变;④年青一代的宗族观念淡化;⑤宗族内部结构层次简化;⑥地缘和血缘关系有所松懈。同时,由于宗族间合作增多,社会包容性增强,新宗族文化形式出现,族人对宗族的归属感和基本文化认同仍然存在,宗族最高权力握于新兴精英阶层手中,宗族仍能在当今社会环境中继续存活。传统宗族文化虽逐渐消失,现代宗族文化仍能继续焕发光彩。

2.宗族未来,何去何从?

过去宗族作为乡村的权力组织,实行着乡约民规,管理一方土地。而在现代社会,共产党组织深入基层,宗族力量必然会弱化。宗族的命运更体现了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过程。宗族文化的变迁是社会环境变化发展的一种表现,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后宗族时代”,“去权力化”仍是宗族发展不变的趋势,将宗族的概念从“政治共同体”转向“血缘共同体”,将宗族文化凝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上,才是宗族未来的发展之路。


图12 宗族文化变迁的特征与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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