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学科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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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第一届同济大学 “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演讲者为John L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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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14 01:01 上传

中国城市的未来——源自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

在主旨发言中，Logan教授回溯、比较了美国在19世纪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当下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认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具有相通性，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城市中的不平等现象。

从1850年到1910年再到193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由10%快速增至50%，与中国从1950到2010年的城市化速度大致平行，美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非常多的社会问题。Logan教授通过具体的例子，讲述了美国在处理乡村—城市分裂、新移民融合、独立工人运动三大问题的过程与经验，并且分析了中国的类似问题。

针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村—城市分裂，他利用城市与农村消费的份额比率来表征，认为中国的这一指标远高于其他同等城市化水平的国家。中国应对城市与农村分裂的步伐是滞后的。此外，他将教育作为乡村—城市分裂的一大指标：在中国的几大区域中，城市人口的高中入学率高出农村人口近30%，而且农村城市的不平等在城市空间被再生产，拥有城市户口的高中入学率远高于没有城市户口的人。

针对新移民融合，Logan教授关注的是住房市场中的本地及外来居民所处的位置。在中国，居住隔离主要通过住房产权完成，人们的居住区位及住房状况与其所属的单位密切相关。以北京为例：在2000年，城市的核心区域全部为公有租房所占据，很少有外来移民居留。而外来移民大量聚居的城郊被当地村民所垄断，提供高价、低质的住房。Logan教授比较了通过市场购房的群体和通过单位购房的群体，发现单位购房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购房，公共政策创造了一个新的有房阶层。公共租房无论从质量还是从价格上都远优于市场租房。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改善中国城乡分裂状况的建议：对于整体的城乡不平等，一是帮助农民从农村走出来，二是促进乡村的城市化；对于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一是给予外来移民公民权，二是打破地方村民对移民住房供给的垄断，三是向移民居住的社区提供基础设施。实现这些举措的困难在于，地方政府为移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不足，因为地方政府仅需得到城市居民的支持。

专题讲座：城市中的利害关系——全球背景下的地方问题

Logan教授以一张美国波士顿市市长Thomas M. Menino参加一栋造价6亿3千万美元的高楼的奠基仪式照片为切入点，引出了对城市建筑“为谁而建”这一关键问题的思考：如果说，一栋新办公楼的落成或许可以带来经济价值，那么波士顿的居民从中得到了什么？尤其是那些并没有在此建设项目中投资的人们，那些过着“日常生活”的人们，他们从中获得了什么？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城市责任似乎被抛弃了。而这些问题正是他在《城市命运：区域的政治经济学》（Urban Fortu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中讨论的内容。在讲座中, Logan教授对该书的结论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以阐明他对城市发展过程的思考。

《城市命运：区域的政治经济学》

本书的主要结论有四点：

第一，地方治理的核心是对空间的控制与开发：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权力的本质是对土地使用的控制。相对而言，上级政府（省、国家）的角色职能各不相同。但是对土地开发的控制通常实现于地方层级，关注地方治理的社会精英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城市化、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发展；

第二，城市建设中最根本的冲突存在于那些依赖城市的使用价值（居住）的人们与那些寻求城市的交换价值（利润）的人们之间。城市的宜居性是城市的日常议题——居住场所、邻里关系、购物、社区服务、获得职业与教育的途径，等等。那些拥有个人资源最少的人群，对场所及其提供的集体资源的依赖性也最强，也最难将日常生活复制到另一个场所。但同时，他们也是最容易被替换的群体。这些人往往起来反对那些主要目的是从土地开发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建设计划。随着房地产资本在许多国家中占有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大量的钱财在炒房中获得收益或损失。在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内，中心城市都有着自己对于城市地区发展的利益偏好；

第三，在市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以房地产为首的联盟，可以将其称为“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国家权力被用来控制土地的使用、降低土地价格、为发展提供补贴（直接或间接通过相关基础设施）等，否则“增长机器”难以盈利。“经济发展”是指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创造就业机会”或“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是使得补贴合理化的口号。增长的促进不一定会产生“增长”或“工作”，但它确实为开发商带来了增长的利益；

第四，上述城市发展体系不断地在阶层分化的区域中生产、再生产空间和社会的不平等，即城市间更多增长与更少增长之间的竞争。所谓“后福特主义”（post- Fordist）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的策略，是消除对不太成功的人们及地区的支持，迫使他们向投资者争夺投资，降低投资者的成本，减少集体福利的增长，强化此体系内的赢家和输家。

对于贯穿整本书的概念——“新自由主义化”（Neoliberalization），Logan教授引用了美国学者Neil Brenner的解释。Brenner提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是相信开放、竞争和不受监管的市场，摆脱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最优机制。“新自由主义化”为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相关变化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关系、资本主义竞争及全球化的强化、市场管制的放松（国内和国际层面）、国有资本的投资补贴、福利国家规模及公共部门就业的减少，等等。在城市层面，它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加剧、有关集体需求的地方责任更大（如教育、卫生），也导致空间发展的不平衡：资本流动性增长、取消对衰退地区及城市的支持、在全球、国家及地方范围内出现空间不平等及相关竞争的新形式。

Logan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化”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地方政府控制土地的使用，国家虽然在所有层面上都保持高度的控制与参与，但也依赖于占土地开发收入一半以上的公共服务成本，而开发商控制着资本。类似的情况存在于印度。在那里，大多数基础设施的建设由州政府决定，市议员可以影响当地的区域改造。开发商具体地操作各层网络的运作，而居民有时可以阻碍或延迟任何建设项目。欧洲也许是用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化”的最好案例，但同时它也正向美国模式（联合当地政府+财产利益）转换。在拉丁美洲，中心区域的土地利用集约化，房价不断攀升，城市贫困人口边缘化，产生偏向上层中产阶级的、不平等的大型“服务中心”。城市发展的最终结果与“增长机器”的模式（房地产+中产阶级的期望）相匹配。但是与其他案例的政治背景不同，拉丁美洲国家更多地是独裁政府。

Logan教授提出，从城市命运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将理解城市如何嵌入国家和全球进程，与对地方利益、地方冲突、地方选择的持续关注结合起来。在每个国家，通过询问地方一级的具体项目和计划，我们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最后，他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共同思考和探讨：任何特定的项目，或者被指定的城市未来，究竟是为谁服务？这类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询问？这两个问题也总结了他本次讲座的初衷。

理论延伸——增长机器 Growth Machine

这一概念由John Logan和Harvey Molotch在《城市命运：区域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

“城市管理体系”（urban regime）是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家的联盟，其中地方企业家指那些通过租赁、开发房地产或者其他方法使之增值、谋取利益的人。城市管理体系以城市“增长机器”为中心。所谓“增长机器”，就是企业家和城市政客的联合，是一个由商业利益与那些赞成损害社区居民及其他脆弱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客所构成的、强有力的开发推进网络。市政府与商界的密切联系创造了增长机器，并使之有能力压倒试图影响开发进程的弱势力。城市、地区或国家都不为取悦民众而竞争，他们为取悦资本而竞争——这两种行动有着根本不同的要求：促进增长的政府不仅无视居民的需求，而且积极地否定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发声的权利。只要一有机会，增长机器就试图将社区从发展进程中孤立出去。

John Logan和Harvey Molotch通过“增长机器”中的商政利益联合行为来描述城市经济发展的体系和结果，认为“事实上，无论企业家和他们的增长机器伙伴在地理或社会位置上如何分布,都很容易就增长本身的问题达成一致”。他们批评市场驱动的发展政策与真实社区环境之间的鸿沟:“增长机器的驱动者几乎从不考虑生产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增长机器模型描述的是，城市政客与他们的商界盟友一心一意地努力保持源源不断的开发项目流入城市；企业家和城市领导者们寻求新的发展，因为这经常带来经济的增长并增加城市的荣耀。然而，这些发展并不总是能够满足大众的利益或者为城市提供有益的服务：“地方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促进公共利益，甚至在改善城市财政状况的名义下，经济增长的长期后果也可能是负面的”。

Harvey Molotch在《城市增长机器》（The Urban Growth Machine）一书的结论部分写道：“增长机器理论对美国城市管理体系（U. S. urban regimes）的经验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认为实际上每个城市（和国家）政府都是，而且长期以来就是增长机器；这一机制以伤害绝大多数公民以及他们的环境的方式，将地方置于彼此长期的竞争中；它预设了一个将增长目标作为市民生活的背景假设的意识形态结构。”

John R. Logan简介

John R. Logan于1974年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科学空间结构研究处”（S4）主任，“中国城市研究网络”（UCRN）主任。研究专长为城市社会学、种族研究、移民研究、家庭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

Logan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从社会主义向混合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变如何影响个体、家庭和社区。由其编著、出版于2007年的《变革中的中国城市》（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是此阶段研究的代表作之一。1999年，在Andrew Mellon 基金会的支持下，Logan教授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同事们成立了“中国城市研究网络”(Urban China Research Network)，通过组织国际会议、促进校际教师与学生交流、建立工作组、为新项目提供种子基金等方式，推动该领域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并加强学者之间的联系。机构成员的研究涉及中国的城市形态学、城乡流动动力学，以及住房/犯罪/家庭结构变迁等多方面的问题。2000-2005年，中国城市研究网络组织了针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小额资助项目，累计资助对象超过一百人，许多项目受助人都在后期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中国城市研究网络”官方网站：http://mumford.albany.edu/chinanet/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TJUPDI，主旨发言记录整理：李家兴；专题讲座记录整理：周人梦雅；编辑：邓世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