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建筑学这门学科（Thomas Fish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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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北美，诸多专门化职业（professions）都面临着抨击。如果我们调查一下，就会看到公众当中很多人都不信任诸如律师、政治家，以及那些一切朝盈利看齐的医生和建筑师。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也是北美众多组织比如保健组织和诸如施工管理专业等这类学科层出不穷的时代。是什么，让公众以及私人领域对于职业化做出了如此的反应？大众的这种厌恶又会对这些领域产生怎样的影响？

几乎所有的职业如今都在寻找答案，起码在建筑学里已经如此。这类寻找催生了一批批文章、会议和书籍，大家都在呼吁建筑教育和建筑专业的改革。有人提出，建筑学院必须改变，以便服务于实践者们正在变化的需要；还有人提出，建筑专业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教育责任，削弱了这个学科；还有人认为，建筑教育和建筑职业都已经被边缘化了，需要重思自己的使命，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

面对这些讨论，我们有两点需要记得。第一，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不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情形。建筑这个职业，就像许多其它重要职业那样，过去就曾遭受过抨击，而且当时被抨击的原因跟今天被抨击的原因颇为相似。我们如果不了解建筑职业的历史，就无法面对这场危机。其次，跟之前的时代不同，在最近几十年里，倒是建筑学院也跟建筑职业一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这不仅是因为如今高等教育在日益专门化，还因为在过去150年中建筑学院和建筑职业之间形成的那种关系。如今，任何对于建筑职业的改革必须包括进来对于建筑高等教育学院的改革，包括进来对建筑学的改革。

当下对于建筑实践和建筑教育专业的批判都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中世纪的行会那里去。我们今天的学院专业可以说源自12世纪欧洲那些跟大教堂和地方性教堂捆绑在一起的学者行会（或者叫做师生的行会）。而从事建筑实践的职业则可以说源自匠人行会（石匠和木匠的行会），也是部分地服务于教会的。在中世纪欧洲，因为政治分裂、资本主义尚无组织，行会就成了组织工作的主要途径。它们控制着成员的准入条件、控制着工作条件、市场以及跟国家的关系。行会决定谁能进入，学徒期该多长，会员的罚款和会费额度，工作的小时和强度，以及谁能在这个行当的市场里接活。为了捍卫它们在某个具体地方上的垄断地位，行会也会积极地联合甚至偶尔会行贿教会。

随着文艺复兴时资本主义企业的崛起力量，以及提倡自由市场的思潮的强势，手艺人行会的力量受到削弱，不过，没有触及到学者行会的势力。资本主义者一般会把手艺人之间的行会视为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障碍，最终，他们成功地说服政府，行会垄断会比容许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更为昂贵，效率更低。那时的资本主义者也贿赂官员，通常贿赂的都是比行会更有势力的官员，这样才可以扭转行会控制行业的局面。结果，到了1500年代中期，手工艺人的行会在欧洲差不多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行业市场上没有垄断的各个施工队伍之间的竞争局面。

学者行会成功地避开了这一厄运，这有几个原因。学者和学生都很具流动性。如果政府不承认他们的行会地位，他们可以迁徙。就像1229年法国学者们因抗议政府减少对他们的支持出走巴黎那样。这些学者最终把牛津剑桥这些英国的教会学校办成了大学。还有，学者行会跟手艺人行会比起来对于资本主义的威胁没有那么大；教育行当历来都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且利润率低下的行当。还有，当大学一旦能从公共财政和私慕捐款那里获得财富时，学者们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受到经济压力的牵制。结果，如今的美国大学仍然保持了诸多行会势力的特征，诸如，大学教授终身制就是一种行会终身会员制形式的延续，还有诸如学院决策要在学院教授中间进行，以及对于教授跟学生接触时间的严格规定，都是行会制的残留。

在建筑学里，实践建筑的建筑职业和教授建筑的建筑职业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二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1500年代之后就分化了。虽说在某些专门化的建筑学院里，实践行和学院派的确会汇合，比如在1671年开创的巴黎建筑学院里那样，我们如今看到的高等教育机构里建筑学院，多数在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起码在美国，建筑教育的崛起是跟历史上一次反职业专门化的群众革命运动有关的。从1848年起，贯穿美国的“后-国内战争”时期，诸多美国人都把专门化的职业人士视为是反民主的精英阶层。这一态度最终导致美国许多州废除了职业证书制，比如，取消了法律和医疗的职业证书制。当时刚刚兴起的建筑职业也受到打击。19世纪中叶的诸多美国建筑师比如Asher Benjamin, A.J.Davis, Thomas U.Walter都不得不向那个时代的群众化情绪低头，他们当时出版了诸多讨好大众消费的建筑手册和图集样书。在这场走群众路线的浪潮中，少数能够逃过一劫的就有学院职业。大学里的行会势力几乎毫发未损。

各个行业在经历了这场群众化和自由市场化的洗礼之后，为了弥补自己被削弱的地位，都开始成立各种协会（美国的医学协会成立于1848年，美国的建筑师协会成立于1857年，美国的律师协会成立于1868年），旨在重塑自己行业对于从业实践的控制权。从1880年代到1920年代，这些协会左右着美国大众的立场，最终说服各个州去立法，开始实施“执照法”，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从业模式的基础。在经历了几十年江湖医生、冒牌律师、木匠变的建筑师所带来的“恶果”之后，各个职业协会没花什么力气，就让大众和政治家通过了“执照法”。此时，人们要的是“公共福祉”而不再只是相对没有规范的自由市场的“效率”。各个职业协会都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纷纷强调自己关心公共健康、安全、福利，也都提出，只有通过“执照法”赋予他们的垄断，才能为更多人的受益，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

而在提升专业知识水平方面，关键在于从学徒制走向专业学院的建立。这些专业学院就出现在1865年Morrill Act（Morrill法案）【这一法案容许美国联邦政府把国家土地划给州政府，容许州政府开发或是买掉土地，变现的资金成为资助大学的定向款】确立的州政府可用“土地-定向款”资助的那些大学，以及专门从事研究的John Hopkins大学和MIT里。例如，在建筑学里，最早的美国建筑职业教育出现在1865年的MIT，跟着出现在一批接受了政府“土地-定向款”的那些大学里，比如1871年康奈尔，1873年伊利诺伊大学都有了建筑学。这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相互隔离之后，学院建筑专业和实践建筑专业又要开始互动起来，但是这个时候，是学者行会正在经历着最大的改变。

在各个专业进入大学的那个时代里，各个专业协会对于大学能教什么很有话语权。因为教书的教授不是正在从业者就是之前的从业者。这一情形代表着实践者对于之前学院行会领域的一次重要入侵。结果，大学里的人对待专门学院的态度很是暧昧，大学容忍了协会，因为这些人能带来生源，并带来学校之外的赞助，不过大学还是将这类面向就业的教育跟传统的其它学院学科区别开来。这倒不是说大学里的职业学院只提供面向就业的训练。在建筑学里，建筑的教育者和实践者很快就发明了一套体系，建筑学院关注的是设计、历史和理论，而建筑实践的职业则为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教授学生如何开事务所，如何管理一个项目，如果设计细部和建造一栋建筑。但是跟其它专业教育比如医学和工程专业教育不太相同，建筑学院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教育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建筑学院里的老师不太有机会靠基金做研究或是像别的学科里那样，成为著书立传的学者。

建筑专业教育在此后的100多年里都维持着这种情形。尽管建筑学院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转型，比如，从一种古典主义的教育转向了现代主义的教育，然后转向了后现代主义教育，可是，建筑学院那种以设计为导向、以设计课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几乎未动。然而，在过去10年或20年间，某些根本的转型已经改变了建筑的实践和建筑的教育，也就导致了今天人们一致呼吁建筑实践和建筑教育都要改革。

在某个层面上看，这些转型也跟行会般的职业组织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那种斗争有关。当自由资本主义处在中世纪的那种相对无组织状态时，或者像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被认为不可靠时，行会般的协会组织就会繁荣。在这样的时期里，往往是国家会赋予协会组织某种垄断权，以便让各行各业能够关注大众需要，提高协会成员的职业服务水平。但是，每当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苗头上升的时候，就像在18世纪，19世纪，或是过去20年里那样，协会组织就不得不面对诸如低效、精英主义或是不正当竞争这样的批评。如今，那种建筑行业内日益广泛的设计费投标、针对根据品牌建筑师遴选项目设计师方式的批评、日益缩短的设计和施工期限——都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依据自由市场准则开始约束建筑职业的态势。

在过去20多年里，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崛起，用市场法则批判建筑的视角与之前相比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广泛性。在之前的时代里，教会或是国家都曾是职业活动的庇护伞，即使当资本主义在市场上横行的时代。但是今天，教会已经不灵了，而政府本身也开始把自己弄了像似私人部门一般。政府如今强调的多是如何有效地花纳税人的钱，以及如何用经商的模式办政府。这就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政府和资本主义的联合，一起去对抗各个职业。比如，美国Justice Department就通过了反信任案，反对建筑师统一收费标准；还有，各个政府机构如今广泛采用了“设计-建造一体化”的模式，旨在压低建造成本，加快施工速度。

这种用自由市场的准则衡量职业的作法也渗透到了大学，并前所未有地威胁到了学者行会势力。这种威胁有着多种表现。比如，某些大学就提出要取消教授职位终身制，还有一些大学开始实施对大学的公司管理模式，还有一些大学开始实施研究生产的预算制度。提倡这类管理模式的人有些来自圈外——比如，来自一心就想效率的立法人士或是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校董——而有些，则来自学院内部人士和行政管理者自己。比如，面对政府日益下降的拨款或是下降的捐款，学院负责人就得想办法去变通，或是获得经济独立。不管动因如何，结果都是对于学者行会势力的削弱，很像几百年前手工艺匠人行会受到的威胁那样。

而职业协会过去可以依赖的另外一股力量的支持——就是大写的“公众”的支持——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枯萎。公众对于某个职业的支持，要看这个职业对于公众利益的投入，公众很是反感职业人士借用市场垄断地位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为自己牟取不当私利。这其实也是当公众和政府部门支持各个职业时一种没有讲出来的条件。例如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年，多数建筑师和建筑教育者都遵守着这一没有说出来的协定。当时的建筑师都在倡导公众对于私人领域或是个人表现的控制权，不管是布扎的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时代的都市主义。

在那个时期，人们也常把建筑和学院教职视为一种“召唤”（a calling），召唤着从业者投身于公共利益或是真理。但如今的专业人士已经很少使用“召唤”一词去描述自己的工作，而多是用“职业”一词去把自己的专业描述成为一种挣工资的工作，或是在满足甲方或学生需要的同时的自我满足。在“召唤”和“职业”之间的区别是微妙的。但是却对公众的职业支持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专业人士的工资远比非专业人士的工资升得高、升得快之后，公众就很难相信专业人士会把公众利益放到个体私利之前。在建筑行当里，这种公众对于建筑专业失望的后果之一，就是美国有好几个州政府都在酝酿着取消建筑从业的执照法，以便消除我们在其它行业里已经见惯不怪的非正当市场竞争。在建筑学院里，美国公众也开始不愿意支持教授终身制，或是老在涨学费的作法。这也是因为某些建筑学院的教授如今更多地只是再想怎么混个铁饭碗，而不是如何好好地教学生。他们不断地从一个学校迁到另一个学校，每迁一次涨一次工资，而对在某个地方某所学校扎根下来不感兴趣。

当传统的职业——比如建筑实践或是建筑教育——如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对和越来越少的支持时，也有其它的行业群体在获得他们的职业地位，比如房屋质量监理员和理发师。对于这些行当的人来说，获得职业地位就能让他们通过颁发执照的方式控制进入行业的人数以及保护那些拿到执照的人的市场。同理，对于立法机构来说，他们在某个行当颁发了执照法，赋予了该行当以专业地位，也是一种保护公众利益和控制服务水准的方式。但是这种把专业地位向更多人延伸的作法也直接跟人们对于传统职业的抨击有关。就像在19世纪初年那样，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局面也是很多人视那些传统职业为反民主和精英化。这就导致不止是某些行业特权的消减，也导致特权向其他人的延伸。

建筑行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实践和教育。在这个颇无规范的全球化经济时代，没有来自公共或是私人领域的支持，建筑实践和建筑教育专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形势看上去很难很快就改变。就像社会学家Christine McGuire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很多职业来说，看其未来，很有可能，多数职业将持续经受着来自外部的规范化、来自领域外的日益竞争、新职业入侵、公众对于更低价位更高质量服务的要求，以及猛烈改变着行业实践发展迅猛和普遍的技术变化。”

建筑师和建筑教育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去面对这一情形。有些人认为，建筑专业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召唤，找到自己对于公众的责任感，并且不能老是只关心建筑师喜欢关心的形式兴趣。这里，“召唤”可以明确地指某种社会责任，就是用建筑去支持使用者的需要和价值观，或者是一种生态意义的召唤，就是公众尚未提出但是应该提出并将从中受益的生态要求。

还有一种相关的说法认为建筑专业应该在政治上更加老练，建筑师不只通过建筑物去展示自己的价值，而是用建筑专业引到公共过程的能力去体现建筑。这种对公共过程的驾驭既意味着对于人们怎样使用空间的一种经验理解力，也意味着一种对不同文化、性别、种族的敏感，还意味着一种对建筑师最擅长的工作的实用专注：通过我们洞见空间关系去理解形式和文化、把材料和加工部件组合在一起的能力，去体现我们的价值。

对于建筑实践和建筑教育作为职业的批判，还导致了这两者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张。有人认为，应该把建筑实践和建筑教育隔离开来，承认二者的差异，好让建筑师和教授能够更为有效地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对抗批评；还有人认为，应该提倡实践者和教育者更多的联合，分享知识，一致对抗对建筑专业的批评；第三种立场则强调建筑实践和建筑教育应该一起构成建筑学科，不要再争论谁比谁地位该更高，而应该重新思考知识的建造。

还有好多学者关注于建筑教育的改革，尽管大家对于需要怎样的改革各持一见。有人认为建筑的设计教育太过主观，希望把建筑教育改造得在思考上更为严谨；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问题恰恰相反：建筑教育过去太过表现得好像可以客观化，现在应该把建筑教育同谄媚大众的话语和神话切割开来；同理，也有人就希望建筑教育者在不同的学院迁徙，让建筑学靠向较少受到职业抨击的人文艺术学科；还有人希望学生和老师都要在世界各地多旅行，理解不同人不同文化不同性别看待建筑的不同方式；还有人则希望我们要具有批判力，去看待建筑该怎样呈现给我们自己以及公众，面对这些表现可能被阐释的多元方式。

那么，如此众多的立场该怎么协调成为一种有效的策略呢？一个答案就是，过去能行的现在也能行。当人们面对19世纪中叶的“唯市场论”时，专业人士是这么做的：他们强调他们的公共召唤，以便对抗自由市场的私人利益；他们废除了过去的条条框框，开始面对普通人在一个颇具挑战的社会里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把实践者和教育者联合了起来，变成了一种建造自己专业知识基础的共同探索努力；他们勾画出并且展示了自己专业的核心技能的价值；他们开放了自己的成员制度，把他们的专业技能送到更多的人群中去。今天，如果我们的建筑实践和建筑教育专业还想活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得采取相似的作法。（完）

baowangxin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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