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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匠城【规划新知】栏目，旨在为大家发掘整理行业新知识，带大家一起增加知识储备，每日汇总，共同学习。
当前乡村规划问题反思
（一）乡村规划应关注村民诉求，顺应乡村治理模式
首先，乡村规划是对不同于城市社会群体和生活聚落而开展的规划。在居民身份认同、收入、福利分配、社会保障、生活模式和居住环境方面都与城市地区存在很大差异。
其次，乡村社会治理机制有其特殊性。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村集体拥有《宪法》(2018年)赋予的、决定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权力。因此，应从法律渊源层面认识到乡村规划是一种基层自治机制，是自下而上发展意愿与自上而下管制权力共同作用的领域，它的实施和责任既要落实在乡村自治主体上，又要适度接受国家行政权力的指导。
最后，探索和运用适宜乡村的规划语言和表达方式，要关注农村土地制度，重视土地的权属特征和空间特征。同时，探索适应村民需求和意愿的沟通渠道与方式，尤其是在现场调研、意愿征询、成果交流和形成决策等重要环节，积极采用多元参与模式。
（二）乡村规划应注意优势互补，积极推动多学科合作
城乡规划视域的乡村规划并不是“万能药”，需要与社会治理等其他学科视域的乡村规划展开合作，达到优势互补：
一是“委托代理”关系的路径。从梳理乡村社会自治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基本法律精神入手，尊重和强化村级自治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乡村规划向村民服务和负责，将乡村规划内置于地方治权。
二是延续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向农村地区延伸的路径。将城乡规划视作地方一级政府对辖域进行城乡统筹考虑时所采取的技术性手段和管治工具，并在村镇体系规划和村庄总体规划方面进行深化。也有学者认为应采用新的规划类型，如城乡统筹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分区规划等，实现技术体系在辖域内的一贯性和完整性。
三是将乡村规划作为协调多个政策性项目的平台，引导其拆解为多个可以落地的建设工程。关于第一条路径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必要性显然讨论得较少。
（三）乡村规划应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首先，乡村规划要明确以“服务谁”为重。在村民、村民委员会和基层政府三者之间，乡村规划应更多考虑村民诉求，关注乡村自治特征、村民间的差异化、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和复杂的土地权属等问题；积极发挥价值引导者的角色，尤其在规划建议与村民、村民委员会和基层政府意见相左时，要做到凝聚力量、排除异议，形成共同的行动纲领。
其次，在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时既要有所作为，又要实事求是。农业发展了才能够改善农民的经济处境，农村才能发展成为宜居、宜业之地，乡土文明才能得以延续；同时，应避免在制定乡村规划时一味强调对乡村空间的“消费”，而忽视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振兴。
最后，乡村问题的另一面是城市问题，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点击查看原文全文：当前乡村规划问题反思与策略——以乡村规划设计竞赛为剖析对象
城市转型发展：从城市更新迈向城市复兴
田莉教授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增长模式转型”、“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复兴”、“外来人口的居住权益与住房排斥”、“新自由主义导向的城市更新的社会经济影响”、“从城市更新到城市复兴的路径探索”、“改革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六个部分，剖析了外来人口居住权益视角下的城市转型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增长模式转型，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实现由过去“见城不见人”的空间城镇化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人口城镇化的“两条线”，即我们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6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40%多，直观来看就是住在城市但没有本地户籍的很多人较难享受到相关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福利。
中国有2.45亿的流动人口，其中8000万是城市间流动的人口，将近1.7个亿是农民工流动人口，他们面临着外来人口居住权的缺失。为什么政府不愿向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住房呢？只有当非户籍人口创造的财富大于地方政府为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成本时，地方政府才愿意放宽落户限制。这时，城中村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住房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客观上大大减缓了外来移民住房供给不足带来的社会冲突，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居住权的剥离伴随着大规模的都市开发已然成为现下农民工城市居住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新自由主义导向的城市更新造成的社会影响就是，高额的拆迁赔偿与立体空间的“增量”改造带来了公共服务设施挑战与社会问题，例如容积率居高不下，公共设施配套压力剧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失衡，公共利益难以实施；土地区位与价值差异引发的城市农民收入差距的两级分化等。
最后，田莉教授总结道，城市化过程是不断界定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的过程，城市复兴应以社会效益的优化为优先目标，解决长期以来忽视的流动人口公共住房问题；以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为突破口，破除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机制。从城市更新迈向城市复兴，应以更为包容的视角来看待非正规空间；城中村作为外来人口非正规居所的角色逐步正规化，借助政府与市场力量进行局部渐进式更新，而非推土机式的改造，政府、市场、村集体、村民与外来人口形成多方合作的机制。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根本上就是转变土地财政依赖下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增长模式，构建一种政府、市场与农民集体合作，个体权利、集体利益与公众利益兼顾的包容性增长模式。城中村改造与租赁住房供应的联动，是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城市复兴的重要路径。
TOD项目的效能指标研究
通过将影响TOD综合效能的关键性指标以及与其直接相关联的建成环境指标的梳理与归类，获得了轨交站点区域影响TOD效能的建成环境要素的“5D+N”6个维度37个指标。
图6 “5D+N”：7个关键性建成环境指标及其相关联的建成环境指标六个层面的指标归类：（1）密度（2）多样性（3）设计（4）交通换乘距离（5）目的地可达性（6）站点特征。摘录前两个类型指标解释如下：
【 密度 】
密度条件共有7个指标，其中人口密度、工作岗位密度、容积率、住宅密度4个指标是影响TOD综合效能的关键性指标，商业零售面积对TOD交通效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相对于赛韦罗等中的密度指标，剔除了建筑密度、建筑平均层高2个指标，增加了办公建筑密度、商业零售密度、商业岗位数量3个指标。
可以发现，密度维度与其他5个维度均具有关联性，特别是与到轨交站点距离、土地利用多样性、站点交通网络可达性等指标呈现出较为明显关联性。
因而，虽然高密度发展对充分发挥TOD效能至关重要，但轨交站点的TOD建设的密度策略，首先应结合轨交站点的特征条件，进行站域开发规模总量控制，能够与站域空间的交通承载力相匹配；其次在站域内不同地块开发强度上，应结合到轨交站点的交通可达性，进行开发项目功能类型与规模的控制，以提升土地开发的综合收益；还应在高密度开发的同时应强调提升土地利用多样性，进而有利于高密度环境承载力的提升。
另外，由于轨交站域高密度发展可能会引发空间环境品质恶化、拥挤、社会不公等负面问题，应强调宜居性TOD环境建设，综合考虑站域其他建设条件的优化建设，如在高密度居住型开发项目周边，应增加公共空间密度，优化和提升街道连接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兴趣点可达性等等。
【 多样性 】
多样性维度共有6个指标，包括土地利用多样性、居住用地比重、商业用地比重、工业用地比重、混合用地比重、职住关系、出租住宅单元量等，其中土地利用多样性是影响TOD的综合效能的关键性指标；相对于赛韦罗等中的多样性指标，主要增加了职住关系、出租住宅单元量这两个指标。
与多样性维度关联性较多的维度依次为多样性、设计、交通换乘距离与站点特征；多样性维度的指标与人口密度、街道连接性、到轨交站点距离等指标存在较多的关联性。多样性维度指标多为站域层面的指标，其与其他建成环境的关联性特征，促进了多样性策略的在轨交站域空间的具体化操作实施，如：
结合距离轨交站点较近的高密度开发区域，应具有较高的土地利用多样性；对外服务的商业用地应围绕轨交站点布置，并通过整合优化突出其与轨交站点步行交通可达性，以促进更多的双向交通行为和非高峰时段的公共交通行为；对于服务TOD社区的混合功能用地，应结合居民生活多样性需求与步行交通可达性（轨交站点可达性、站域空间的接近中心性、站域空间的中介中心性等）进行整合优化，以营造社区活力中心，促进更多的步行行为；并且，还应对土地利用多样性可能产生的噪声、污染、拥堵以及犯罪等问题做好积极应对。
更多内容，点击查看原文全文：从“5D”到“5D+N”：英文文献中TOD效能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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