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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 本文作者 规划师 石楠 1961年5月生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获学士学位； 1988年8月至来年8月赴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进修； 2005年获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研究生学历。 职业经历：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所、《城市规划》杂志编辑部、厦门分院、学术信息中心任助理规划师、规划师、高级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副主任、主任等职。 现任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城市规划》杂志执行主编、《中国城市规划（英文版）》副主编，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规划师 本文转自石楠新浪微博 大家共同学习 石楠老师的新浪微博为 规划师石楠
城中村这个词多少带些贬义。提起城中村，联想到的可能是环境脏乱差、社会不安定，出路似乎只有一个：改造。然而，有专家分析后指出，地方政府异口同声铲除城中村，不仅因为形象和治安的考虑，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土地需求。有意思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视察南方，居然在三天时间里两度探访城中村，媒体的报道语焉不详，但最高决策者专程深入城中村访问，了解民众生活实情，这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举动。
所谓城中村，一般人看到的是一种地理现象，或者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这些在城市边缘区或城市内部存在的村庄，因为空间结构和品质上与周边地区格格不入，往往被视为城市中的毒瘤。然而，大家忽视了一点，这些地区是城市扩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只要城市外拓的过程没有终止，这种城市包围、吞食村庄的情况就会反复出现。所以，城中村并非一时一地的特殊个案，而是城市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客观现象。从这个角度说，在快速城镇化的今天，消灭城中村未必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表述。
人们之所以难容城中村，并不完全因为表象上所说的有碍观瞻，最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原因。城中村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因为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特征，使城中村孤立于周边的城市用地。随着两者地价差异的日渐扩大，城中村再开发的巨大利益，会驱使居民想方设法改建扩建“农宅”。另一方面，由于公共财政的限制和政策导向的偏差，城市一时难以满足全部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外来移民的住宅需求，城中村自然成为农民工、新大学毕业生的重要居所。事实上，城中村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居住和就业，还为城市提供了低收入住房。从这个角度说，问题在村里，根源在村外，在城里。
城中村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周边土地被国家征用，而政府一时无法解决村民的全部需求，于是，村庄就被留在了原地。由于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没有覆盖到城中村，使得其环境难以比拟周边新城区。很明显，这些设施的提供不完全是城中村自己的事，更是城市政府的责任。在村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变成城市用地后，指责农民靠违章种房子谋生，多少有失公允。而且，作为政府服务的管理职能以及必要的技术服务是否延伸到这一地区，事实上也是影响城中村品质的因素之一。因此，从政府责任的角度看待城中村，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同的思索。
笔者无意为城中村唱赞歌，只是希望把城中村放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总体的格局下看待。只看到城中村的弊端，无视这类非正规场所的社会价值，根源在于城市本位的立场。简单地拆除、清理，根源在于只看到了土地价值，没有意识到城中村对整个城市的服务功能。一个城中村消失了，寄居在城中村的低收入者却不得不外迁，寻找下一个城中村。所以，改造是城中村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路径。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创新、政府责任和市场机制多个角度提出综合治理的思路，建立起基于系统思考的疏导和改善策略。
对待城中村的态度也许是新型城镇化和传统思路的区别之一。是见地、见物不见人，还是充分考虑村民的发展权、外来民工的居住权？是以城市为本，还是城乡统筹？是让外来人口自行选择下一个城中村，还是设法鼓励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城市规划当然无法解决所有这些难题，不过，从空间融合的角度，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探索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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