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柯的“知识/权力”视角探寻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源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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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改变了传统的知识/权力观，其微观规训权力与知识结盟，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权力关系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身体控制、空间分割、时间编排、介入、追踪、符号生产等技术支撑，使课程、教室、实验室等学科场域，成为“规训社会”的不同表达。一篇博士论文的读后感推荐给大家。

从福柯的“知识/权力”视角探寻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源起的可能性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首都计划之研究》读书笔记赵晓霞

本文的作者王俊雄是台湾淡江大学建筑系专任副教授、台湾建筑杂志总编辑、都市设计学会常务理事， 1986年取得淡江大学建筑学士，1992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筑硕士，2002年获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博士。而《国民政府时期南京首都计划之研究》就是其2002年在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时的博士论文，后将核心内容整理成72页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发表在2004年3月的《新史学》月刊上。从其发表的文章可见王俊雄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建筑史和规划史的长期关注，比如1999年在《城市与设计学报》上发表了《国民政府时期建筑师专业制度之研究》；在其博士论文导师孙全文的指导和合作下完成的台湾“国科会计划”的课题：《国民政府时期首都南京空间形式转化之研究》（国科会,1999-2000）。而从王俊雄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名单中也可以窥见台湾在研究中国近代规划史、建筑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比如其导师孙全文长期关注国民政府时期建筑师专业制度的形成，并发表了《空间化专业、专业化空间－国民政府时期建筑师专业制度形成之研究》等文。答辩委员黄世孟曾于1986年和1987年翻译了日本学者越泽明所著的《中国东北都市计划史》和《满洲都市计划史之研究》，并发表了《台湾都市计划历史之初探（AD. 1895～1945）》和《日据时期台湾都市计划范型之研究》等文。

王俊雄称其博士论文写作的目的是“探讨 1928-1937 年间国民政府制订的南京首都计划中，包摄的‘知识/权力’关系；并尝试以此为基础，重新解释近代中国之所以产生‘都市计划’制度的原因与过程。”即这两个目的一是城市规划中的“知识/权力”关系，比如首都计划跟国家建造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源起。因此全文对于南京首都计划的解读和对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源起的探寻都是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关系的理论框架之下的。而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论述”（discourse）。

论述指的是人类社会中，所有有关“知识”如何被从发话者(speaker)，传递给听话者(listener)的各式各样过程。论述是一种发话者为取得支配听话者行为举事的特殊权力过程……通过“论述”或某种符号再现方式，有权者能将一种还未获得全体认可、但对其有利的知识或符号，强行部署在社会里，使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于意识型态的领导权，就此集中在这些特定人们的手中……空间乃论述转化成实质权力关系的重要处所;因此建筑与都市计划，是他剖析权力运作的主要对象之一。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框架下，文章着重分析了南京首都计划的规划论述，以及这些规划论述所隐含的“知识/权力”关系。而这种规划论述的考察将通过对“文本”的解构，以及梳理“文本”与“脉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南京首都规划的核心文本是1928年制定的南京《首都计划》，并辅以相关文献资料，比如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和交通部档案、南京市政府公报(1927-1937 年)、相关法令和当日国内外报纸杂志中对官方相关言论的记载，试图重构当时的首都规划历史进程。

全文结构清晰，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南京首都规划制订前中国国内的城市规划的思潮和规划实践的分析，第二章是对南京在首都计划前的城市发展的历史的回顾，第三章是对《首都规划》文本本身进行解构，分析其内容背后隐藏的规划论述，第四章是分析首都规划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原规划内容被修订的历程。第五章则是结论分析部分。
第一章对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西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即梳理首都规划中的规划论述产生的历史脉络。在作者看来，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产生不是简单地“冲击-反应模式”下的西方城市规划的完全引进，而是跟当时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互适应，并应运而生出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城市规划论述。比如租界的城市建设在西方城市规划的理念下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引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收甚至模范租界中的城市营建策略。因此第一章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租界城市营建中蕴含的规划理念以及这些理念的源起和在租界的物质实践，第二就是为了跟租界竞争，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再到孙科等统治阶层，如何在中国本土的城市展开旧区改造和新区开发的。租界城市营建中蕴含的规划理念作者分析主要是三个方面，即路网模式采用棋盘街或者放射状，城市基础设施改良和土地使用分区制度，而这三个规划理念背后蕴含的都是西方“科学理性”的规划论述。比如棋盘式的路网规划模式就是“为了超脱旧社会恶习，而被发明和建构起来的”，但是当该路网模式被英国首次移植到印度和远东殖民地时，其背后蕴含的则不再是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精神，而是为了构建世界经济体系的殖民掠夺。而城市基础设施改良的理念在上海租界更是得到彻底的实践，1853年上海租界大量中国人涌入，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人口的高密度带来交通、安全和卫生等城市问题，因此租界将税收大量投资在租界的基础设施的改良上，同时从制度上摒弃了富有地方传统特色的建造方式和技术，从而进入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了租界对于中国人的吸引力。放射状路网的规划模式就跟1850年的拿破仑三世的“巴黎重建计划”有关，意在营造纪念性空间和展示统治者的权力。土地使用分区制度，即土地按照居住、工作、娱乐等不同的功能进行划分的制度，产生于德国之初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为科学的功能主义，但是当其被引入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时，就成为了“房地产拥有者增进资本累积效率的工具；并被国家建制到其规划体系之中”，而进一步移植到全球殖民地时，又增加了种族隔离的功能。随着租界的都市营建在中国影响的扩大，比如上海华界的士绅阶层开始仿效租界进行小规模的旧区基础设施改良。而在洋务派官员的推动下，上海、武汉和天津都开展了拆城筑路、马路系统规划和新市区开辟等城市规划实践。在1900-1920年间，城市规划论述从引进到成为主流，到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广州全市的都市计划和大上海计划的规划实践使得规划论述进一步完善，并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的影响下和1926年孙科主导的广州城市规划实践中逐渐形成既“现代”又“民族”的规划论述，最后在国民政府1939年颁布的《都市计划法》中进一步得到制度化。

第二章从第一章的宏观历史脉络的梳理落到南京从古至民国时期的城市历史。回顾南京从三国时期孙权建都，到东晋人口超过百万，再到隋朝遭到彻底毁灭，而在南唐又再次成为国都，并到明初朱元璋对其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历史，可以发现南京的城市兴衰跟政权更迭的紧密关系，而这也符合赵岗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所说的中国历朝都城的建设却纯粹是政治的考量，中国历史频见大都市因为政权的更迭而骤然兴起或衰落的现象。而首都计划之前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主要还是朱元璋建都南京时的城市格局，而当时的城市营建思想跟之前的传统城建思想又有所区别，比如：

规划者却舍弃了“王城居中”的都城旧制，将皇城新建于旧城之东、钟山之南；舍弃了历朝都城制度原有的“方形”城垣之规划理想。主要从军事防卫需要出发，依照南京四周山川湖泊地形，并部分利用旧城城墙为基础，修筑了不规则、接近葫芦形的城垣。

后明朝迁都北京，南京人口减少一半，但是依然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作为总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的所在地。而国民政府在制定首都计划之前，在南京的规划实践主要是1927年为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兴建中山路。中山路横跨城西、城中和城东地区，因此成为南京新的交通枢纽，极大得改变了南京日后的城市空间结构。而中山路兴建引起的民房的拆迁引发了市民的抗议，而这一事件也体现了国民政府所继承的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主张以「大规模」建设来救国，为建设而破坏而革命的意思形态。

第三章则是对《首都计划》文本的具体内容的解构，从而找出隐藏在文本中的规划论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计划以推动首都南京大规模建设的方式，来巩固其为国家领导中心地位。而编制《首都规划》的第一步是机构的设置，虽然在1928年8月曾提议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建设首都委员会作为编制首都计划的规划机构，但是因为其委员都是兼职和非规划专业人员，因此编制的权力最终是落到由孙科负责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简称国都处。国都处的成员还有林逸民、墨菲、古力治等，几乎是孙科在广州进行城市规划的原班人马。

首都计划的规划过程主要分为1928-1929年的编制阶段和1930-1937年的修订阶段。从国都处编制的《首都计划》的文本中，作者总结了其中蕴含的两个规划论述，即“科学理性”和“民族主义”的规划论述。国都处将引进“都市计划”作为促成中国“进步”的手段之一，在文本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窥见其承袭美国都市计划中的“科学理性”的思想。比如在规划程序上，文本主要分为调查和规划两个部分，但是调查是为了完成规划而进行的，是预设了目的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的特点。二是借鉴美国，将规划方法分为重新规划、改良原有的、保留原有的开辟新区。而在规划内容上，包括美国都市计划惯常包括的内容，如规划范围的划定、土地使用分区、道路系统规划、公园系统、对外交通等。在规划结果的呈现方式上也是采用欧美常见的计划图和文字性的规范，即从《首都规划》的写作架构和各章内容形式都可以看见欧美城市规划对其的榜样作用。文本中的第二个规划论述主要是“民族主义”。民族是一群人主观认同下加以“人为建构”的结果，因此国都处希望通过中央政治区的规划和建设，“让首都成为民族荣耀和对政府信赖尊敬的象征”。在首都规划中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中央政治区的选址和空间形式的营造。而这也符合拉普普(Amos Rapoport)所说的：

首都其实就是一部国家的“统治机器”(a rulingmachine)，是居上位者向子民传输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统治权力的工具。他从首都作为“统治机器”观点，同时提出首都空间形式是国家权力表征的一项“符号”(asymbol)，和首都城市规划是国家操控其属民“记忆”的一种工具。（P7）

而“民族主义”规划论述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孙科在主政广州和进行广州的城市规划时已经逐渐形成了既“现代”又“民族”的规划论述，同时跟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兴起“孙文主义”和孙科出于自身的政治地位的考量有关，以及首都规划的主要规划师墨菲所建构的“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的理论有关。因此国都处在选择中央政治区的位置时，虽然在三个备选地点进行了“科学理性”论述下的优劣势分析，但是最终选择在紫金山下的主要原因正如孙科所说的，“地在总理陵墓之南，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即靠近中山陵的优势占据主导。国都处认为“文化之为物，大多隐具于思想艺术之中，原无迹象可见。惟为思想艺术所寄之具体物，亦未始无从表出之；而最足以表示之者，又无如建筑物之显著。”因此在建筑形式方面要求新建筑要采取“中国固有之形式”，即希望通过强调中西建筑的差别，来强化国人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而这两个规划论述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也是影响深远，比如在“科学理性”的规划论述下，国民政府于1939年颁布了《都市计划法》，在“民族主义”的规划论述下颁布了《县政府建筑规则》和后来的中国公共建筑通常采取的宫殿建筑风格。而这两个规划论述也是前文所说的在“知识/权力”话语下的一种符号建构的方式，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权力运作，正如第五章所介绍的，在孙科主导的1928年《首都规划》编制完成后，权力移交到由蒋介石控制的首都建设委员会。因此在1930-1929年间，首都计划的内容被大幅度的修改，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区的选址和规划方面完全颠覆了孙科之前的规划。除了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方面的权力关系，还有都市计划从业者因为掌握了规划的专业知识，因而也从制定首都计划的过程中获得了权力和话语权，这也是首都规划包含的“知识/权力”关系之一。

最后在第六章的结论部分作者也分析了论文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而这对笔者的研究也颇有启发，比如作者在论文中一再强调的“首都规划”跟“民族建构”和“国家建造”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对国外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提及，但是却至于该学说的引入和简介，并没有对国外新建的首都的规划过程进行深入的探讨。此外国民政府之后在重庆进行“陪都十年计划”和中华人们共和国建国后定都北京所制订的首都规划跟南京的“首都计划”是否有某种关联，是否也符合“国家建造”和“民族建构”的理论，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另外作者写作的目的是透过南京首都计划来探究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源起，但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源起的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庞大课题，需要后来的学者从各个历史侧面进行研究，当形成了一定的针对该项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时候，也许我们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源起将会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但是王俊雄的博士论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尝试。当我们对中国近代的城市规划有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以后，我想对于回答学界争辩了几十年的什么是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将会有所裨益。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zoter0077 · 发表于 2014-2-17 22:52:18

这个论题本人很感兴趣：都城的建设与政治文化合法性的象征表达密切相关，这方面我国有丰富的实践而又连续完整，周礼的礼制与管子的权宜传统，古代王朝更替都在做这方面的文章，不断丰富，近代后，通商口岸与租界地的规划，青岛大连到长春的伪满首都，又带来了新的话语，以至于新中国一五时期引进苏联经验，以及首都北京规划建设等。
但是如何长时段的研究理路方法，还望高人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