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之后——读《落脚城市》有感

故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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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过去和现在一定是一条河流，一定不是完全断裂的。我们硬生生把河流切断了，也把我们的血肉和根脉切断了，我们还有什么？我们都孤零零搁在沙滩上没有水流了，我们还有什么呢？”

梁鸿《中国在梁庄》

20世纪到21世纪初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世界各地的无根之人书写而成的。大约到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为何那么多人的生命之河鲜明地以进入城市为分水岭？这些世界各地的迁徙者背后的乡村故事是什么？他们的落脚的城市是如何接纳他们的？读《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思考的过程重于结果。

梁鸿（2012）提出，中国这2亿的农民工们实际上出于一个悬浮的状态：一面是回不去的故乡，一面是进不去的城。

在农村故乡，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凸显政绩，不惜以强拆的方式将大量农民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撵走，“农民被上楼”，“河南平坟运动”以及最牛钉子户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在城市新家，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强力推行的城中村改造计划，剥夺了城市贫民的居住权利。“处在城市里的城中村，地价往往较高，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进行城中村改造，城市规划和面貌是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却往往是采取强制措施剥夺了城市贫民的居所。” （秦晖2008）

于是，一方面，城镇化造就了大量的农民工，他们工资低，干活累，身份尴尬，在城市里过着支离破碎、妻离子散的生活；在他们背后是一个空巢式的农村，土地撂荒，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在孤独和无助之中等待着在城市里流浪的儿子、丈夫、父亲。另一方面，这些流动人口涌入的城市还来不及拥抱这些雄心勃勃想要改变命运的落脚者，原有的常住人口不得不每天面对交通拥挤、医疗困难、房价飙升、就业困难等各种难题，人们把农村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当成城市的污垢，欲铲除而后快。“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秦晖2008）城市不断扩建，这些城市边缘的飞地被不断拆除，农民工们被不断驱散到更边远的地方生存，他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城不是他们的家园，乡也不是他们家园，他们就这么悬浮着，无根飘荡，没有着落。

《落脚城市》作者介绍及评论界的反应：

道格·桑德斯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1995年加入了加拿大最知名的全国性报纸，现任该报欧洲局负责人，定居英国伦敦。桑德斯曾于1998、1999、2000连续三年获得代表加拿大新闻界最高荣誉的“国家新闻奖”，并被誉为“加拿大最好的专栏作家”，其专栏内容为探究新闻背后的常识与全球趋势。在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一次采访后，桑德斯萌生了撰写一部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的想法。从2007年开始，他利用新闻采访之便，开始了一场全球之旅，他从欧洲出发，到印度次大陆、中国和北美，深入接触包括来自肯尼亚和里约热内卢的底层平民，足迹遍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潮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现象进行了深度调查，经常搭乘地铁和电车，深入城市中心或者边缘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一书于2011年，用英文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并因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出色报道，获评为加拿大唐纳奖年度最佳图书。该书的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2年2月出版。

评论界

自从出版以来，《落脚城市》得到了各大媒体的赞赏。《纽约时报》认为本书“充满了严谨的实地寻访、崇高的人性思考与第一手极具故事感的细节，也许本书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英国《卫报》则把桑德斯与雅·各布斯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五十年来首部比肩《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巨著！”而中国知名作家、评论家南方朔盛赞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就，“无论从人性、文明史和当代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各种层面看，都是极具时代高度的杰出著作，在我的知识标准里，它是与科普对应的社普领域的顶级著作”。（转载自新浪微刊《拼贴规划》，刊主：你靠谱么）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2:26:04

书评人周绍纲

　　在《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中，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V.S.Naipaul）表达了一种无处皈依的尴尬处境：异乡人不仅仅在抵达之地找不到出路，回过头还发现来时的迷舟也不见了。抵达之时，亦即迷失之际。对于奈保尔自身来说，因移民产生的文化冲突感衍生了心灵上的漂泊感。但文本的更深层指向，显然是对现代文明的讽喻。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在《落脚城市》（Arrival City）中，便从具象的视角表达了现代文明的这种际遇我们不能离开城市，又无法回到故乡。
　　按桑德斯的说法，在本世纪，全球大概有1/3的人口彻底从乡间移入城市，从马里兰州到深圳，从洛杉矶到奈洛比，从里约的贫民窟到孟买的贫陋社区，潮水般地涌入。这必然产生大量的“落脚城市”，换句话说，也就是贫民窟将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大面积蔓延。这些贫民窟可能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诞生地，也可能是暴力冲突的发生地。桑德斯认为，政府如果赋予外来移民本地身份与发展机会，即可随着移民演变为中产阶级而因此获益；相反，如果政府漠视，那么贫民窟就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贫穷，甚至会引发政治危机。有意思的是，中国知名学者秦晖先生也认为对于城市新移民，要给他们自由或福利，或者两者都要给。为弱者争取权益是学者的本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无论是桑德斯还是秦晖，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城市化是最好的。
　　城市化是最好的吗？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的城市化确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流动的新动向，但这里需要分析欧美的城市化与今天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存在巨大的差别的，欧美城市化是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崛起的。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其实是工业资本主义占领原属于乡村的政治—生活空间。随着资本主义向周边国家的扩张，欧洲城市逐步在20世纪完成了市民化，从而稳固了政治上的中产民主。而中国的情况则有不同，因为进城务工的人在老家大多有土地，中国的城市化，预留了退路。正因退路存在，在这个剧烈变动时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两极分化，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城市”一定让生活更美好。蚁族的出现，标志着白领阶层的破产。全球化把中国拖入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又把广大乡镇人口拉进城市。他们抵达城市，却又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他们想离开城市，却又无法回到故乡， “故乡太小，放不下理想”。那么，为什么故乡太小？过去的广阔天地，今天怎么就不能大展宏图呢？是否有重构乡土中国的可能性？通过“去市场的市场化”，即扬弃西方的城市中心主义，从本土的具体语境出发，重返“城乡互助”的模式，破除“城乡对立”这个现代性痼疾。当然，这需要有序引导。
　　如何解决落脚城市的问题，关键还在城市如何落脚。如果仅仅是奉城市中心主义为圭臬，即便政府为移民（外来务工人员）赋予本地户口，让他们有机会持有房产、获得教育、享有交通自由与良好的治安，也只能是少数外来人融入当地社会，大多数外来人口还是会在优胜劣汰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进退失据。那么城市如何落脚？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乡土社会的伦理，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秩序。考量先贤之言，这也许就是问题的路径所在。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2:31:42

欢迎来到第八十六期凤凰网读书会！2012年4月8日，我们相聚北京大学未名讲坛。本期做客的嘉宾是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是的，“落脚城市”有很多名字，政府称其为健康都市的“癌症”，民众称其为罪恶滋生的“贫民窟”，但道格•桑德斯选择叫它“落脚城市”。这些为人鄙夷的角落到底上演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期读书会，让我们一探究竟。

编者按

本期读书会，我们邀请到加拿大著名记者道格·桑德斯。

这是一个有关城市化的沉重话题，桑德斯从07年便开始了一场全球之旅，他从欧洲出发，到印度次大陆、中国和北美，深入接触包括来自肯尼亚和里约热内卢的底层平民。桑德斯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暴力、沉沦和无措，温情、希望和未来的混杂景象。在这里，城市化的道路似乎正处于一个黑暗与光明的边界，而我们顺着边界疾走，未来是什么样子，你我都不知道。而这个边界，是落脚城市。

落脚城市其实是一块飞地，它被承认或者不承认的存在于城市。一群社会精英人士在更大程度上会被其恶劣的生存状况所震惊，从而不可避免的存在了整改或者清除的思路。然而，当清除而又复燃的事实一次次的出现，一种必然性因素就会昭之若揭了。同时，在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审视这一片片落脚城市的时候，一种生机和嬗变的自由活力就赤裸裸的呈现在你我面前，我们不由得想，是不是可以将这一丝活力注入我们的主流社会，为什么不呢？

有趣的是，落脚城市终究不过是一块跳板，是大多数乡土人群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他们对落脚城市也没有多少的认同感。他们挤在窄窄的上升通道中，以落脚城市为自己的庇佑伞，在步入主流社会之后，落脚城市终究也会被舍弃。

（编者：马培杰）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2:34:13

part01官方第一次确认中国城市人口大于乡村人口

凤凰网读书：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网读书会。在刚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上，城市化问题被热议，当今世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加入了这场迁徙。我们在座每一位也都不可能逃脱城市化的进程，每个人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城市的中心或者边缘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上演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的嘉宾道格•桑德斯从2007年起，走过欧洲、中国、北美、南美、非洲等数十个地区，最终完成了《落脚城市》一书。我们首先邀请王启宪先生对本书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王启宪：我们知道“城市化”这个词很大，它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影响，这个影响不仅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父辈、朋友身上。上个月月末，上海举办了一次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提到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可以说是官方第一次确认中国城市人口大于乡村人口，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节点，这意味着在座所有人都可能处于历史大转变的洪流中了。

本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篇章，我希望各位有机会可以读一读，一个关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关于医疗，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故事去思考即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正面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也许今天道格•桑德斯先生无法带给大家明确的答案，就像书中他介绍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不同国家、不同政体采用同样的政策，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今天道格•桑德斯先生更多的是介绍他所看到、经历到、了解到的事实，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规律和这些规律带给我们的启示。剩下的时间交给道格•桑德斯先生。谢谢大家。

道格•桑德斯：很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我不想从抽象的数据来说明城市化的问题，而想从具体的现象入手。但作为背景知识，我还是需要给你们提供一个数据。这个图表展示了各大洲城市化进程的比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如今，以及对未来几十年的预计，可以看出欧美几乎彻底城市化了，大部分欧美人口已经成为城市人口。南美洲和中美洲也在后殖民时期经历了快速城市化的过程，这其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冲突、暴动甚至革命。南美已经进入了更加完整的城市化阶段，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已经进入政治上的稳定期，南美的统治阶层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结果。而亚非大陆呢？他们在殖民时代结束后仍有85%以上的人口处于农业阶段，甚至不能够自给自足。这里面非洲的数据可能有些夸大，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城市化程度，但亚洲是真实的，尤其在印度次大陆等地方，城市化已经进行到了一大半，大部分人口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但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它的背景条件究竟是什么？还很难解释清楚。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2:49:01

part02桑德斯：一只脚在城市，一只脚在农村

道格•桑德斯：我书中讨论到的人口迁徙，大部分发生在这样的状态下：这群人他们一只脚踏入了城市经济，但另外一只脚仍留在农村经济中。这是印度中部的一个贫困乡村，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这个家庭日收入不足1美元，这样的家庭在印度大概还有三分之一。这个家庭从村子迁移出来了，现在他们居住在孟买附近，已经买到了他们第一个多居室的公寓房，这个花了他们25年的时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

有数据说大量人口已经变成中产阶层，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比如非洲发展银行去年声称非洲有三分之一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我们去调查这些所谓的中产阶层就会发现他们的日收入在2美元到20美元之间，在印度难达到这样一个生活水准的人口仍然很少，他们没有足够存款去买房子、提供孩子的教育，所以我很怀疑这个所谓中产阶级的存在。已经有上百万的人从家庭日收入1美元提高到了2美元、3美元，甚至更高，达到了温饱水平，不必再担心被饿死，但是再往上一步达到中产阶层，仍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步骤。图片中提到的这个家庭并不典型，实际上它很罕见，只花一代时间就从泥地的小屋迁居到城市的公寓，这个很少有，很多家庭两代之内都很难完成这样的转变。

他们一般从一个貌似贫民窟的地方起步，这种地方不仅看起来很糟糕，闻起来也很糟糕，但是他们对这个破破烂烂的屋子拥有所有权。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改善生活状况，之后就会迁移到更好的社区。慢慢地，他们会拥有一居室的房子，把贫民窟的房子出租出去，甚至把这间房中另外一些部分也出租出去，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努力，甚至贷款，最后完成另一套房的购入。这种复杂的路线是这些农民自己发明的，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失败。

这个家庭来自巴西的小渔村，他们现在在圣保罗拥有自己的房产，他们达到这个结果的途径相当不寻常。他们是通过IT产业致富的，最后拥有了许多电脑、两辆车，把孩子送进了私立学校。15年前，当他们在法维拉这座落脚城市开始生活时，情况非常糟糕，政府称这块地方为地球上最暴力、最不安全的地区，那里的死亡率、犯罪率居高不下。但是他们并没有搬离这个社区，而是利用政府的援助对它进行改造。政府的援助使他们有机会在这里立足，政府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使他们不必搬离这个贫困社区而进入中产阶层。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2:49:30

part03桑德斯：乡村移民的“中国梦”

道格•桑德斯：我们举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例子。这是一户姓简的家庭，照片是1995年照的。他们有15000美元的年收入，在重庆附近买了这样一套公寓，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简先生花了十到十二年时间努力工作，通过建造队获得了一笔财富。

这个例子非常罕见，实际状况是大部分迁移人口都要经历几年露天厂房的工作，并且住在重庆附近一个叫六公里的社区。这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只是一个拥有70人的小村庄，大量乡民迁移进来之后，由一个乡村聚落发展成了城中村。重庆政府非常支持城市化，他们计划通过大量建造公寓楼、公园，规划城市区域来完成城市化。如果你们问他们城中村的情况，他们会说这些地方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会尽快把它清除掉。

重庆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五年计划来规划城市化进程，但问题是他们可能建起了几万栋公寓楼，但迁移进来的农民可能根本支付不起这样的房价，就算支付得起，他们住进来了，这些公寓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在底层开商店、开餐厅、经营小生意的空间。所以他们就会自行建立城中村，随意地、不按计划地建立起来。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大多在纺织厂、钢铁厂工作，并在城中村发展自己的小生意，通常是水平比较低的食物买卖。

这些地区垃圾堆积成山，卫生环境非常糟糕，这与政府未能在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无关系。但是当你从这些肮脏的街道拐入小巷时，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大量经济活动正在进行。这里面的人们用自己的工资存款以及通过彼此借钱，建立起一些小工厂，开起一些小商店。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可怕的贫民窟背后，你可以见到很多工厂活动，塑料厂、木料厂，甚至有些工厂还是电脑控制的自动化生产。这些加工厂在法律上并不存在，他们不交税，也没有通过国家认证，但是它们使得乡村迁移人口有了更多存款，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使他们能够支撑乡村经济以及改善孩子的教育、生活。

这张图片上的家庭来自农村，他们靠做木工存了些钱，在六公里买了套屋子。他们用木材和金属条制造浴桶，这是一个竞争非常强烈的行业，重庆大概有七家类似的工厂。他们把三分之一的收入寄回农村老家，在过去的五年里，这些乡村移民寄回家的钱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主要收入，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农业收入。

这个家庭比较特别，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和祖父母都接了进来，一起挤在一间屋子里，这小小的一间屋子同时也是他们的厂房。举家迁移是比较艰难的，他们要面对更加痛苦的抉择，因为中国有户籍制度，重庆在政策执行上特别强硬。所以城中村里的人们多数会把父母留在乡村，每年春节的时候回去见一次，这就造成了春运。祖父母带着孙子、孙女一起生活在乡村，家中主要劳动力都在像六公里这样的城中村里面，这就形成了空巢现象。乡村的住房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因为乡村移民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寄了回来，但是孩子没有办法跟过去，由于户口限制，他们没办法在当地的学校注册。

城中村的居民虽然对自己的房子没有合法的产权，但他们也会像中产阶级一样，利用房子的升值空间去贷款，筹集款项维持他们产业的运作。大部分人就这样挣扎着赚钱，作出大量牺牲，在广东、深圳工厂里努力工作，争取为自己的家买到一个体面的住宅。但是他们渐渐发现要完成这一点很难，所以有时他们会选择离开珠江三角洲，进入内陆的一些城市，比如重庆，来完成自己拥有房子的梦想。

这张照片是四年前照的六公里，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照片了，因为大部分已经被重庆市政府拆除了，建起了高楼大厦。他们为这一大批乡村移民准备了宿舍，但没有给他们的小工厂、小商业留下任何空间。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2:49:52

part04桑德斯：政府常常把“落脚城市”当成癌症

道格•桑德斯：我们接下来谈另外一种聚落模式。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乡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必然性，农业现代化使原先自给农业变成了商业农业，在全新的条件下，更少的人口能产生更多的食物产量。另一方面城市的生活条件也在吸引着他们，因为即使是最差的城市收入水平也比乡村高20倍。

这是巴西圣保罗法维拉的聚落，建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间经历了很大的发展。这边的乡村移民大部分来自巴西东北部，他们在这里起步，来自不同乡村的人互帮互助，筹集资金建立起自己的小工厂、小生意。但是政府往往把它当成像癌症一样的东西，经常去摧毁这些地方，但这些乡村移民会不停地回来重建，因为他们更愿意留在那里。当政府缺席的时候，乡村移民就自己统治自己；当雇佣条件不存在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创造条件来提供雇佣机会；当公民身份得不到合法承认的时候，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自己的存在。这个社区当时非常暴力，有大量的可卡因交易以及大量的帮派暴力现象。

在非洲、中东、亚洲一些地方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他们迁移到落脚城市几十年，但是政府并没有为他们建过一座学校，设过一条交通线，于是他们开始自建学校、交通，最后完成自我统治的过程。像巴西法维拉这样的现象在全球都有发生，当领导人物进来考察时就会发现其中的人有自己的雄心，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城市生活有一定的规划。

落脚城市之所以能成为落脚城市，其中有一些共性，就是这些地方地价、房价特别低。它们有时候是建立在悬崖上的，非常陡峭，几乎没人愿意住在这里，有时候离城市中心特别远，或者就是一个不安全、不卫生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房间是为极度贫困人口准备的，如果他们想再往上走一步，进入第二、第三阶层的话就非常艰难，因为并没有为这样一群人准备足够的住房。

当然政府也是有所作为的，他们为社区提供了一些交通路线，为他们建立起学校，还建起了路灯，使得这个社区变得更为安全，妇女们在街上走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身处险境。除了基本设施的改善外，政府还给了他们一个合法的地址，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地址收到银行支票以及去交税，从而使他们进入整个城市的合法经济体。他们当然更愿意自己是合法的，而不只是一个地下经济现象。

巴西政府甚至还在悬崖峭壁上建立起缆车系统，方便人们从山脚到达山上的法维拉社区，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条件。另外社区的IT投入也非常重要，社区里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拥有了宽带网络，他们很欢迎IT投入，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经营自己的网上业务。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多少发展中国家能够做到，但巴西做到了，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条件，也应该尝试去做。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2:50:20

part05【互动环节】桑德斯：户籍政策关乎伦理道德

凤凰网读书：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读者：您对重庆改革实验有什么看法？能改变乡村移民的生存状态吗？

道格•桑德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重庆政府做的这场实验，更像是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运动。政府说我们要把乡村变成城市，我们建好了公寓楼，你们必须搬进去。但实际情况是乡村移民不一定能够住进这样的公寓楼，因为这些公寓楼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有一个价格，他们更可能卖给付得起的人。这样的实验其实是对城乡结构变化一种理想化的希望。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从乡村搬到城市的人都应该住在贫民窟里。贫民窟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摧毁贫民窟是更不好的做法。我们应该把乡村移民的需求视为有机的构成，他们并不希望自己住在城市的这一边，却需要穿过整座城市到另外一边去上班，他们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有机地进行安排。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他们迁入落脚城市前就已经建立起一些房价低廉的公寓楼，并且是多功能的公寓楼，允许他们在底层进行商品经营或者开设无污染的工厂，这样可以让他们的经济体在小而紧密的空间里完成最好的发展。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的危机，不仅在中国，整个亚洲都面临着住房危机。

读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户籍政策？户籍跟城镇化建设有什么关系？假如北京开放户籍的话，会出现哪些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写这本书的时候，走过五大州十几个国家，是自己去的还是有团队一起？

道格•桑德斯：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一般在去每个地方之前或者之后的几个月，都会有一个研究团队在当地进行补充研究。尤其是重庆，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为我提供了相当多的材料。

关于户口政策的问题，它显然对城乡经济有损害，但为什么仍然存在？首先它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由于户口政策的阻碍，很多孩子不得不留在乡下，城中的父母不得不存下钱准备孩子未来的教育以及他们将来的养老，他们得不到政府的福利保障，必须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存款。在城市化进程中，如果突然把户口政策取消掉，很大一笔存款会转向，乡村居民会更多地投资消费。存款突然间涌入市场，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崩溃、银行危机等，所以最好通过缓慢的步骤进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除了经济上的影响，户口政策对中国人民的心理也造成了深重的影响，成百上亿的青少年每年只能见一次自己的父母，与他们相依为命的祖父母可能在他们青春时期过世，这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可能很客观地觉得这是必然的牺牲，是经济进步、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应该去关注政策背后的心理影响，以及对道德伦理造成的巨大影响。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2:50:49

part06桑德斯：城市化往往伴随暴动

读者：我来自凤凰网读书会。请教道格•桑德斯先生一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化与北美的城市化相比有什么异同，尤其是北美在二十世纪早期发生的城市化进程？

道格•桑德斯：这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十八、十九、二十世纪欧美城市化进程给我们提供的正面经验比较少，更多的是反面教训。这期间出现了大量暴动，你们可以去看历史学家的描述，当时并没有人说我们现在经历的就是城市化，他们见到的是一群又一群贫困人口最终都成为了城市里的中产阶级。

比如在英国，大规模的迁入主要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在那之前的六百年中英国城市人口并没有明显增长，因为迁入城市的人口往往受当时一些流行病的困扰，他们被当地的大型疫病杀死了，所以城市人口一直呈现稳定的状态，直到十八世纪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如果我们去观察巴黎，它其实是由落脚城市组成的，它的外围充满了乡村移民的社区，其实是落脚城市的一种形式。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冲入巴士底狱、发起民主革命的这批人，被逮捕后，当时的人发现他们的户口大部分都在乡村地区。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找到自己稳定的位置，他们的机会被中断了，由此产生的沮丧、愤怒淤积起来，终酿成了革命。1848年的政治经济革命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伦敦首次出现《反童工法》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首次成立公共学校，建起了公共住房。在这五六十年时间里，社会流动成为一种可能性，十九世纪末三分之二新成为中产阶级的人口，他们的父母都是贫困人群。这就是欧美地区的城市化，在市场自由调控和政府介入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完成。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2:51:18

part07桑德斯：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读者：我出生于四川，工作也在四川，现在是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刚才道格•桑德斯先生说了很多有关四川和重庆的事，我感触比较深刻。中国其实也实行了很多政策，比如我们有保障性住房，也建了一些学校让农民工子女入学，农村也有新农村医保。您刚才谈到巴西政府对法维拉的援助，我想请问您现在的法维拉，外来人口子女入学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医疗卫生怎么样？除此之外，政府有没有提供其他帮助？

道格•桑德斯：巴西的确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的例子，但它并不是一个完美案例。目的很正确，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们的学校建的非常好，尤其是教学楼，很漂亮。但在考虑让教育成为惯性的问题上，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学校甚至变成了一种社区中心，教学质量很糟糕，每天可能只上半天学，很多时候父母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只是因为他们需要全时工作，学校承担了托儿所的功能。低劣的教学质量成为了很大的问题，越是穷困的地区越是需要好老师，像欧洲有些地区，这种学校有时甚至比条件更好的社区里的学校还要好，教学质量非常高，因此其他社区的中产阶层的孩子要同这些落脚城市的孩子一起竞争，争取进入这个学校，这就使辍学变成不太可能发生的事。

同时还有技工教育，巴西做的非常好。迁移居民贫穷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失败者，而是因为他们来自贫穷的地区，他们想往更好的方向发展，除非他们发展的进程遭到了中断。在这个进程中，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技术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的帮助。

医疗方面并不是我的专长，当然在大部分的国家、地区这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虽然医疗条件得到了改善，我们也有了比较完好的医疗系统，但是由于他并不属于那个社区，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医疗体系，仍然需要自己花钱购买医疗品。

读者：第一个问题，您能否总结一下落脚城市的特征。第二个问题关于反城市化，在欧洲发达国家，很多城市出现了这种现象，很多中产阶级从城市中心返回了乡村或近郊，这是不是另一种迁徙？

道格•桑德斯：这是一开始就提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定义“落脚城市”这个术语。这是一定范围内一群人组成的聚落，居住其间的人互相帮助，同时他们会反哺乡村，把自己的收入寄回乡村，完成自己的教育储备、养老储备，为将来自己正式进入城市做准备。落脚城市中居住的可能100%为乡村移民，比如在亚洲，当然也有可能只有10%的乡村移民，比如在伦敦。当然还有一些国际移民，他们从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土耳其等地迁入其他欧美国家，他们在落脚城市范围内居住，有自己的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

另外，逆城市化现象往往是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发生的。所有离开故土的人对自己的故乡都存在感情上的依恋，他们很想回去，即使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他们可能回去盖大量的房子，但自己并不去住。那种永久从城市搬回乡村的的反向迁移，从数据上看是微不足道的。过了几代之后他们可能会回到乡村，但仍然是建立在城市经济基础之上的，他们并不是从城市经济返回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是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基础设施搬回了相对孤立、安宁的地方。

凤凰网读书：今天的读书会到此结束，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道格•桑德斯先生。

emiliewen · 发表于 2013-1-5 13:18:18

一面是回不去的故乡，一面是进不去的城。

狮子山男孩 · 发表于 2013-1-5 13:23:41

emiliewen:
一面是回不去的故乡，一面是进不去的城。

是啊~农民工陷入两难的境地~都是城乡两元结构惹的祸》》
PS：1955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1958年1月，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中国人被人为地划分为二个等级，一个是农业人口，另一个是非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在就业、福利、粮食、住宅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国家财政的保障（基本上是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由国家包了），而农业人口却永远只能在土地上而且只能是在自己村庄的土地上从事劳动，他们连走出自己的村庄都得经过批准。他们的生老病死政府基本上不管，即使是在参加集体劳动的过程中负伤或死亡也只有自己承担。他们的粮食、生猪经常被国家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而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