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是一种视觉作品，地图绘制这门技术将何去何从

发送原创文章至admin@caup.net，可申请注册邀请码

您需要登录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方式

x

菲利普·荷卡斯韦兹（Philippe Rekacewicz）｜图文

张怡｜译《外交世界》｜图片提供

菲利普·荷卡斯韦兹，法国地理学家、绘图专家、记者。从1988 年开始与《外交世界》长期合作。曾任联合国环境发展规划署（UNPE）制图部主任。强调地图和艺术、感性及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从 2006 年开始，绘制的地图曾在德国、瑞士、挪威、奥地利等国参加多次艺术展。

[/table]

地图是一种视觉作品，地图绘制者则是现实与其变体间的直观临界点。当旧的图例符号不再适用，而新的图例系统尚未成型之际，地图绘制这门技术将何去何从？当冷战的两极世界被变化、多极、复杂的地理政治学所代替，地图绘制学又应当如何自处？一直处在科学、技术、伦理学、政治学甚至是艺术学的交叉路口的地图绘制者们，正在努力利用丰富的铅笔语言，试图抓住这门行业中所有新的、史无前例的以及出人意料的部分……

“真奇怪……这里看起来比地图上大多了！”格扎韦尔·高尔斯 1（Xavier Gorce）插图中的人物绝望地望着一片辽阔的空地。人类迷失在地理实物与比例尺转化的差异间，他们无法在脑中重构描绘空间的地图与空间实体间的关系。其实，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诧：既然“词本非物”，我们也可以说“地图本非实地”。2达尼埃尔·卡普兰（Daniel Kaplan）以他的方式强调：“呈现的事物不可能是事物本身，因为呈现的作用就在于通过一定的取舍令事物变得明白易懂。它传达出一种希望：世界远比你所想象得更为丰富。”3 地图为我们了解实地空间、构建可行的阅读理解基础提供了关键的钥匙。

从根本上说，地图是一种过渡性事物，一种介于现实与想象图像间的表现方式，是由制图者的头脑做出筛选的视觉化理解活动。为了绘出地图，他需要进行实地观察，掌握第一手的基础资料，这一切过程都受到制图者本人的价值与认知体系的影响。他绘制的世界并不是他见到的世界。在转化为图纸的过程中，他通过某些粗线条放大他希望强调的那部分现象。我们所面对的是用图像再现世界的工作。首要任务便是利用图像，使读者理解某个地区或是某片海域的政治意义，将权力的欲望、合纵的利弊、帝国的失利、战略性的开辟、未定的边界一一展现于人前；简言之，即一切参与这个世界的快速重构的内容。有时，自然风貌、城市或工业的具体景象也能为我们创造点缀图纸的符号提供灵感：漫步在矗立于布列塔尼死者海湾的荒原上，观察绵绵不绝像花环一样的海浪，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新的制图形式和更有力的箭头绘制方法……

《大转盘》，（Le Grand roue ），发表于 2007《外交世界·地图册》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当时任职于瓦加杜古（Ouagadougou）的某位研究者讲述他曾经接待过高校学者，他们希望能利用第一次去非洲旅行的机会，考察莫西大高原的农耕情况。那年的1月，旱季已经提前来临。他们驾车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奔驰了数个小时，新来的客人抱怨接待者只给他们展示了一片干枯零乱的热带稀树草原，其实，他们穿越了数百公里种植相对集中、有规划的农耕区：田地、谷仓、小米田、高粱或花生地。只是在这个季节，黄土漫天，遮蔽了一切景色和色彩的差异。观察是一项工作，但是，还应该真正理解所见到的一切，学会摆脱固有的观念和知识，接受未知的地理学。

在制图领域，信息时代“所见即所得”的著名原则——你所看到的（实地考察）将忠实于你最终获得的结果（绘制的地图）——并不那么适用。没有比它更不可信的了。一切都取决于现实观察与阐释资料这个环节。

地图是一种视觉作品，制图者则是现实与其变体间的直观临界点。由于两者间存在一系列的取舍，制图者无法认为他的计划与他们看到的世界有直接联系。就像一位戏剧导演，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选择演员的性格与舞台装饰的氛围。

草图解析政治战略

事实上，千万不要低估地图绘制系统的戏剧性——完全取其本意：因为地图将真实世界的运作模式真正地搬上了图纸的舞台。不过，它也同时兼具其它领域所长，科学、技术、伦理学、政治学。地图绘制学与艺术的关系尤其紧密：形状、表面、点线、材质、颜色、运动、对比、强度、光度、起伏……如此种种都是地图绘制工作的方式与第一手素材。在地图诞生之前的草图绘制工作中，这种关系尤为明显。在寻找阶段，图型探索及各种尝试，都是借助铅笔来完成的——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亦是如此。“我以非洲诸神之名起誓，绘制这幅地图的人应该满腔愤怒！”一名尼日利亚游客在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仔细打量一幅地图草图时，忍不住惊叹起来。这幅画以象征的手法，表现成千上万的偷渡移民在落入欧盟保护网的陷阱后死亡。4 设想如果换成一张信息化的地图，这位游客还会有同样的反应吗？铅笔在表现个人情绪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手绘草图让地图的“不确定性”显得更有张力和力度，而这一切在完全信息化的文件中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草图可以表现地图的情感维度，而通常，冰冷、科学的印刷地图就无法体现这一点。如果一旦将草图从准备或是中间阶段这个定位中解放出来，那么就可以永远保留它在过渡阶段的特点，使它获得更长远的意义。在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最终的”草图将成为一幅谦逊的影像，把世界演变的“那一刻”定格下来。就像一扇打开的门。它远比印刷地图更为生动，后者曾使爱丽泽·荷克鲁（Elisée Reclus）5 陷入深深的恐惧。他甚至希望取缔小学教材中所有的印刷地图，带领学生们进行实地考察，那才是唯一可以学到真正地理学的地方。

最后，草图还便于更多的普通民众进一步了解地理学。它虽看上去没有那么强的科学性，但却不会令那些对时事感兴趣的人们望而却步，他们甚至还可以在草图的铅笔笔触下嗅到童年的气息。此外，它允许更大程度地抽象化，让地图不那么物化。它几乎化身为一个不在场的证明，一个只用于传递政治信息的媒介。地理手段退居其次，重要的是我们赋予它的信息：脱离地图本身的信息，我们并不追求将它们在空间上一一精确定位。在非洲的《大转盘》（Le Grand roue ）里，我们并没有详细标明遭受破坏的国家——它们占据大多数，在这张结构比例经过调整、突出南北坐标的地图上，我们试图最大程度地展现不平等、甚至出现在卑劣的经济和金融交易领域的不平等状况。它象征着非洲与其它地区的联系纽带。

地图因此超越了对某一现象进行空间表达的角色，成为实际参与政治战略的解析活动。它由一种描述性工具变成一种“解构”的手段。这种探索性的尝试将它推向更富斗争精神的地理学，一些专门从事地图绘制和文字设计的艺术家团体甚至投身于刚刚兴起的“激进地图”运动中。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艺术组织联合歌德学院，发展出“控制地图”6 活动，或者更激进的“恐怖地图”7 活动。他们用让人回想起黑暗的军事独裁时期的符号标注公共空间，一方面重新勾画某些跨国公司——例如戴姆勒-奔驰、西门子和贝纳通——与制度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指出一条途径豪尔赫·拉斐尔·维德拉将军（Jorge Rafael Videla）手下的刽子手们住址的“旅游”线路…… 8

我们还可以举出艺术群体“研究办公室”9 与美国艺术家马克·隆巴蒂（Mark Lombardi）共同进行的一项调研活动。每个人以自己的风格简明有效地绘出令人可疑的关系网，涉及国家和国际公共机构、金融寡头、媒体、政府、政客和跨国公司。隆巴蒂的作品与时局关系密切，它们甚至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专员的兴趣。9·11 事件过后不久，这些专员在纽约惠特尼博物馆当时的负责人劳伦斯·林德（Laurence Linder）幽默的注视下，对这位艺术家的号几幅作品做调查……

究竟是什么令制图者的工作越变越复杂？症结就在于固有的观点和教条的束缚。即使对一个地区一个主题有足够的了解，跳脱概念化的固有形象、探索以全新的方式展示世界、准确反映文化政治的转变，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当我们需要学会使用比过去更丰富驳杂的素材之际。在成千上万的图书、报告、杂志、科学出版物或互联网页面中选出合适的信息，这就是一个挑战。

[table=100%,#ffffff]合法的国界隐匿难见

非法的边界撕裂土地

以色列单方面建筑的隔离墙以及它与“绿线”的关系就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如何界定边界是否合法？联合国唯一承认的“绿线”在现实中并不为人所见。人们时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穿越这道边界。甚至在学校的教材中也找不到这道边界的身影。相反的，所谓的“安全”隔离墙——一道高达 8 至 10 米的高墙，在乡村地区改成栅栏——沿着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区蜿蜒起伏，将它们与犹太人的聚居点隔离开来。在某些地方它的确与“绿线”重合，但更多的时候却大面积地侵入巴勒斯坦人的领地。尽管国际法庭曾在 2004 年 7 月判定该边界为不合法，但事实上它却像一道丑陋的伤疤一直存在于当地。简单地说，即合法的边界没有体现，而不合法的边界却肆意撕裂着这片土地……将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展示给读者，这也是主题地图绘制者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它体现了制图者的政治立场。它让我们不断做出取舍，面对危险，带着极端。如果没有伦理，地图就会轻易沦为被人操纵的工具。

最后让我们回到戏剧这个隐喻上：制图者努力将他的读者带入一种特殊的氛围，其中涌动着各类承载政治信息的因素。关于彩色铅笔语言的丰富内涵，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描述比任何人都精确，他写道：“绘图因其本身的性质，极易走向抽象。想象的不可思议和高度概括能力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同时，表现手法又及其精确。”对此，孔瑞德·斐立斯米勒（Conrad Felixmüller）反驳道：“艺术永远服从经济、政治、宗教或是技术的考虑：它交替表现为颓废、积极、革新或幻想。”10（原文发表于 2009 年 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