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斯(Ronald H. Coase)为代表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怎样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理论。它所强调的主要是市场环境下的私有公司组织和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没有真正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Andrew Walder和钱颖一(Yingyi Qian)等人因此特别点出这个缺点,论证中国地方政府和它们所办的乡镇企业的行为其实相似于市场经济中的公司,乃是改革早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以下三位经济理论家对中国改革经济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影响至为重要: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主要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和科尔奈(Yanos Kornai),而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则主要是科斯(Ronald H. Coase)和他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他们的影响可以见于代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吴敬琏先生的著作。
一个略为不同的说法是林毅夫等的分析,其焦点是“发展战略”,表述的是市场经济绝对并完全优于计划经济的主流意见(虽然他并没有引用哈耶克或上述其他的主要制度经济学理论家)。对林来说,中国之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转轨主要意味转入更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的经济政策,从重工业转到轻工业,从资本密集转到劳动密集生产,由此充分利用中国极其丰富的劳动资源,合适地借重中国的“比较优势”。对林(以及其书的合著者蔡昉和李周)来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Lin,Cai and Li 2003)[5]
Walder的分析被经济学家钱颖一进一步用纯经济学词汇和数学模式来说明。钱把地方政府表述为一个类似于公司的组织,和公司同样为激励和竞争机制所推动。和Walder同样针对科尔奈的理论,钱争论改革期间的地方政府的性质其实是“维护市场”的。这个论点的关键概念是,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是被分权治理下地方政府对企业收入和税收的关心所克服的。财政收入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不愿维持亏本的企业,因此导致对企业的硬预算约束。为了和他的西方(美国)同行沟通,钱拟造了“中国式联邦主义”新词,把中国的地方政府比拟美国联邦主义下的州政府(下面还要讨论)。 (Qian and Roland 1998; Qian and Weingast 1997; 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 1995)
对非正规经济的忽视也意味对发展的社会维度的忽视,不仅是当前的,也是历史上的。说“历史上的”,是因为不会与之对比也就因此看不到,计划经济之为大多数人所提供的有效医疗、教育和福利保障(正如诺贝尔奖得主Amartya Sen多年前指出,改革前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上,即人们的寿命预期、教育水平以及婴儿死亡率上,其成就远远超越当时人均GDP和中国基本相同的印度)。(Drèze and Sen 1995: 第4章; 黄宗智2010a:第1章)至于对当前的情况,同样会忽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所附带的社会问题,看不到非正规经济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