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界上的边缘城市 -

引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过去两个月中，刚性人口流动管控措施对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原本紧密联系的城市“朋友圈”也因为疫情管控需要而出现短暂“脱钩”状态。随着全面复工复产，城市与区域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常态。而都市圈作为释放经济结构性潜能与解决大城市结构性问题的空间选项，再次受到关注。

无论从制度、产业还是社会结构等角度来看，深莞惠都市圈都是中国大城市地区中一个独特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将深圳、东莞、惠州三座城市“粘”成功能有机联系的区域？这些特征对于深莞惠协同治理又有怎样的关键启示？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位和科技，将以跨深圳与东莞、惠州两市边界地区为空间切片，对深莞惠都市圈内部边缘地带的经济社会空间特征进行一次深度解析。

都市圈内部城市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经济、人员往来愈发密切，带动了跨深圳与东莞、惠州边界地区（以下简称“边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园区、居住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设。边界地区也成为企业选址与人们择居的重要选择地。尽管边界两侧的空间身份各异，但若乘坐城际或驾车驶过深莞、深惠边界，沿路的景观并无变化，人们感受到的是十分“模糊”的城与城之间界线体验。

跨深圳与东莞、惠州边界地区空间范围

我们可以基于各种准则来定义这片缺乏“边界感”的边界地区。本文则以临近深莞惠行政边界地区的乡镇边界为单元划定研究范围。处于该定义之下跨深圳与东莞、惠州边界地区面积2421.98平方公里，仅占深莞惠区域总面积15.38%，但区域企业数量占到了深莞惠区域内总企业数的27.96%；居住人口数量（1848.85万人）、工作人口数量（654.13万人）更占到深莞惠总居住人口数的37.74%和总工作人口数的34.82%。

边界地区面积、企业数量、居住人口、工作人口占深莞惠区域比重

企业与人口数较面积占据更高的份额，表明处于深莞惠行政区格局中的边界地区并非经济意义的边缘版块。

传统上，大城市外围地区主要承担制造业、批发零售和仓储等一般服务业职能，通勤社区建设往往带动房地产业发展。而正在培育管理、研发、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职能、逐步发展成为城市外围次中心的边缘地区，则表现出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领域的相对集聚特征。通过典型产业的集聚分布状况，我们能够进一步评估边界地区在城市经济空间结构中的地位。

行业类型相近而大小各异的企业竞相迸发是产业集聚的重要表征。深莞惠都市圈重塑经济地理的过程中，伴随企业间更大规模的前后向生产协作需求，促使企业选择相近区位，引发企业空间集聚现象。

边界地区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企业及其规模分布

从位和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边界地区典型行业企业分布看，深圳临东莞边界的宝安区沙井、松岗街道与东莞临深圳边界的长安镇，以及东莞塘厦镇、凤岗镇与深圳龙华区观澜、观湖、平湖街道已经形成连绵的跨界企业集聚区；而同等程度的集聚在深、惠边界地区尚不明显。东莞松山湖地区已经形成位于边界单侧的企业集群。

我们进一步通过反映空间集聚度的公式分别计算边界地区中东莞临深圳、深圳临东莞、惠州临深圳、深圳临惠州四大板块中典型行业门类企业的规模加权集聚水平。

边界地区四大板块典型行业企业空间集聚度（以1.0为分界值，高于1.0为显著集聚）

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在四大板块的空间集聚度均较高，表明边界地区在深圳的服务经济运行中扮演基础性角色，也反映了深莞惠作为制造业基地的整体产业属性。房地产业在惠州临深圳板块显著集聚，似乎印证了这一地区作为房地产开发与置业热土的特征。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在板块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尚不显著。

边界地区四大板块典型行业企业空间集聚度

细化到乡镇街道尺度：

边界地区的批发和零售业相对集中分布于深圳的沙井、松岗、燕罗、观澜、平湖、龙岗、坪地和葵涌街道。一般服务业企业在东莞、惠州一侧的集聚水平尚不及深圳侧。

边界地区批发零售企业空间集聚分布

制造业企业集聚高地出现在东莞长安、大岭山、大朗、黄江、塘厦、凤岗、清溪镇以及惠州新圩镇、秋长街道。制造业在边界地区东莞、惠州侧的集聚水平高于深圳一侧，一定程度上也是深圳产业“退二进三”现象的反映。

边界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分布

电子信息是粤港澳大湾区东岸最重要的产业基石。反映电子信息类生产制造及部分技术研发环节活动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总体上呈现深圳侧集聚水平高于东莞、惠州一侧的空间分布特点，且主要集聚于深圳的龙岗、坪山中心区以及东莞松山湖地区。

边界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企业空间集聚分布

而体现更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经济成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样呈现深圳侧集聚水平高于东莞、惠州一侧的空间分布特点，但在东莞松山湖表现出尤为明显的集聚。坐拥华为新园区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已经成为区域内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

边界地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空间集聚分布

惠州临深版块的新圩镇、秋长街道、淡水街道和大亚湾办事处是边界地区内房地产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的房地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楼盘项目不仅面向本地就业人员需求，也成为一部分深圳市民的通勤社区与地产投资目的地。工作在深圳，居住在惠州大亚湾的“跨城通勤”正在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边界地区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分布

典型行业的企业空间集聚总体反映了深莞惠都市圈产业空间整体演化进程中从深圳中心城区到外围地区的产业梯度分布。在深圳中心城区集聚以科技创新、金融商务为代表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之时，一般服务业向市域边缘集聚，制造业空间呈现向东莞、惠州外推态势。

然而，尽管深圳在电子信息产业及科研方面仍具集聚优势，但科技创新企业在松山湖等地点的快速集聚，正在边界地区塑造高新技术产业与科技研发中心，重构经济地理格局。

从南山起家、于坂田壮大的华为，自2005年开始在东莞布局，位于松山湖的南方工厂此后一直承担着华为制造基地的角色。2018年，华为将终端总部迁至松山湖溪流背坡村。人口定位大数据显示，华为终端总部、华为南方工厂的工作人口规模分别为1.94万人、2.28万人，位于深圳坂田的华为总部基地日常工作人口仍有2.53万人。

华为三大基地就业人员通勤OD

在东莞松山湖溪流背坡村工作的华为员工中，超过48.9%居住在深圳并跨界通勤，其中约一半（24.3%）住在坂田华为总部基地所在的龙岗区，居住地未随就业地搬迁；华为南方基地的跨莞深通勤人员比例超过13%。而在坂田华为总部基地工作的华为员工中，居于东莞的人员比例仅为2.9%。华为三大基地的跨城通勤人员总体规模超过1.32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19.6%。

同由步步高的肌体上生长出的OPPO、VIVO两家一线企业均位于东莞长安镇，距离深莞边界不到2公里。OPPO工业园与分散在长安镇的十余个VIVO厂区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基地之一，并已形成以手机制造为主，元器件、模组、电池及周边配套为辅的产业集群格局。2019年，集管理、研发、生产于一体的VIVO总部基地在东莞滨海湾基地落成。

OPPO工业园、VIVO总部基地就业人员通勤OD

1.17万OPPO工业园就业人员中，92%居住在东莞本地，跨深莞通勤人员占比超过5.2%。生产服务职能比重更高的VIVO总部基地0.62万员工跨深莞通勤比例大于12.1%。

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引领者的比亚迪从深圳的一家电池研究所起步，今总部位于深圳坪山，并在深圳龙岗、大鹏和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连片产业区域中拥有多个研发与制造基地，其中规模最大比亚迪坪山、惠州基地分别拥有1.76万与2.35万就业人员。

比亚迪坪山、惠州基地就业人员通勤OD

比亚迪坪山基地的深圳本地通勤人员占比约为85%，74%的通勤行为甚至在坪山区内部完成，但跨深惠通勤人员比例也超过了13.2%；生产制造环节比重更高的比亚迪惠州基地就业人员跨深惠通勤人员比例仅为5%。

头部企业工作人员跨深圳市界通勤比例

总得来看，例如松山湖的华为基地、VIVO总部基地、比亚迪坪山基地工作人员中跨深圳市域边界的通勤者占比都超过了10%，达到国际通行的功能性城市地区（FUA）通勤比例计量标准，体现头部企业对于紧密“粘连”深莞惠三城边界地区发挥了实质作用。

长距离跨城通勤的大规模出现，标志着相关的管理、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岗位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若以工作人员的本科及以上学位比例作为管理、研发岗位成份的指征，则除华为坂田总部以外的头部企业基地呈现显著的跨城通勤比例与管理、研发岗位比重的相关性特征。边界地区企业的生产组织与技术研发特征越显著，企业的通勤圈空间范围越大。

头部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人员比例与跨城通勤比例的相关性

与较大规模的跨界通勤相对应，头部企业也在区域供应链网络中发挥牵引与组织作用。在2019年华为、OPPO、VIVO手机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名单中，位于深莞惠区域的供应商数量占到中国大陆供应商总数的2/3，其中的绝大部分都位于本文所定义的边界地区。这些企业大多也是苹果iPhone、iPad的核心供应商，为同样位于这一地区的富士康工厂供货。

位于深莞惠区域的华为手机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分布

位于深莞惠区域的OPPO、VIVO手机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分布

研究团队曾经在大湾区机场系列研究中揭示，位于深圳宝安机场1小时短时可达范围的优越区位，是这一地区电子信息技术企业集聚的优势条件（回顾请戳：基于交通与客流大数据的大湾区机场服务效能探析）。而今，这里的医药制造企业，又在以最高的生产和运输效率，为世界各地前来深圳机场运回防疫物资的飞机输送口罩、呼吸机和试剂盒。贯穿深莞惠边界的跨城通勤流与产品供应链物流，不仅是边界地区企业赖以生存、不可切断的“生命线”，更在这一特殊时期成为全球抗疫的重要“生命线”。

深莞惠都市圈边界地区的企业布局与就业人员择居现象，折射出微观市场主体对土地、劳动力、住房等要素成本的综合考量。随着企业扩大生产和提升资源配置的需要，企业做出扩建或迁址决策并强化管理、研发活动，就业人员尤其是从事管理、研发活动人员的流动性随之提升，劳动力与上游产品的来源地范围也相应扩大。

当前边界地区的企业空间集聚状况，是深莞惠都市圈空间格局下的市场选择结果。头部企业在“松软”的行政板块间隙充分成长，也将供应链体系下的大中小企业一同带到这一地区，将深圳与东莞、惠州交界地区塑造为一个珍贵的产业“雨林”。

市场主导的边界地区“边缘城市”生长过程图示

这些由技术型企业的人员通勤与生产组织支撑起的通勤网络节点与供应链体系枢纽，让“边缘城市”在城市边界上兴起，使深莞惠都市圈形成有别于中国其他大城市跨界地区的空间构成机制和形式。鉴于此，深莞惠都市圈的规划与治理实践，尤须充分考虑空间干预措施作用于这一特殊地区时而可能产生的效应。